那一年我有幸参加中国赴日农业进修团，云南有7名同乡，到北京后，就和山东省的20多位学员汇合，正式组成了阵容庞大的进修团。大伙南腔北调，叽叽喳喳，这么多人要统一行军，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是这人掉队，就是那人误时，没办法，我们民主推选了山东来的李晓华任团长，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晓华团长”。那年他28岁，统帅28名中国小伙子东渡扶桑，历时半年。
晓华是一个乡农科站站长，别看他年轻，入党已经5年了。他常挂在嘴边的调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也是他为人处事的座右铭。
到北海道农业进修中心以后，晓华提出：我们要在异国他乡树立良好的形象和素质，就必须有铁的纪律和作风，进修团要成立党组织。结果，28名团员中仅有的3名党员就走马上任，宣告组成了一个没有上级批准的党小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团长晓华兼任党小组长，另外两名分别是纪律主管和语言主管。
在我们看来，他们三人是“政治局”，亦是“管家婆”。
北海道秀丽的山川田野，孕育了许多秀美的自然风貌，我们初来乍到，许多人对那里的风景赞不绝口，暗地里也就萌生了想“踏遍青山”的念头。可是进修团的学习、作息时间安排的满满的，每个月只有3天的休息时间，一些人就假装生病溜之大吉，经常让日本老师埋怨。为这事，晓华和党小组两委员每人分别联系一个组，每3人又选出一个小组长，日出点名，日落查房，不管是课堂学习，还是到工厂、农家劳动实习，他们把大家的行动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任何人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一来，进修团的纪律大为好转，日本人还称赞我们是一支军队式的队伍。
由于我们赴日前大伙的日语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经过培训，有的简单会几句，更有甚者踏上日本土地连一句话都不会说。党小组急得连连开会，商讨进修团的语言问题。摆在桌面上火烧眉毛的问题是，今后每个学员都必须单独和日本朋友打交道，不会日语，怎么能适应严格的学习和高标准的劳动实习呢？这也是进修团“政治局”单设一个语言委员的缘由。榜样的力量无穷大，晓华不仅会做思想工作，日语也说的顶呱呱，他时常操着夹杂山东方言的日语和日本朋友谈笑风生，我们只有干瞪眼的份。他总是拼命挤用晚饭后、睡觉前的一切休息时间，不停地读呀、背呀。用他的话说，半年时间即时感受不了北海道的名胜古迹，也要真正把日语弄懂。党小组对大伙下达硬指标，每人每天必须熟记20个单词，先由3人小组互相查诵，再由党小组领导们利用空闲时间抽查。语言主管还把日本朋友请来给大伙上日语课，从最简单的学起，从词和句背起，每逢遇上叽里咕噜的长段讲解，晓华和那位语言主管还得估摸着给我们当翻译。党小组成员们暗地里拼命地学，白天试着给大伙当翻译，大大激发了我们学习日语的热情，进修团的日语水平，到回国时已平均达到了四级。
那年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是在日本度过的，10月1日恰逢祖国50周年大庆。党小组商量了许久，提出要在日本过一个终生难忘的节日。晓华带领大伙又是出黑板报，又是打扫卫生，还用彩色气球布置了饭厅，进修中心的日本朋友在两个节日都特意给我们放假，并带来许多好吃的东西。国庆节一大早，晓华就把收音机拧开，让大家都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上午，党小组组织全团学员在饭厅集合，面对小黑板上的国旗高唱国歌；下午，我们全体动手包饺子，邀请了许多日本朋友与我们共开生日party；晚上8点，所有的目光都聚集于电视机前，收看NHK的电视新闻。日本所有电视台都把北京的盛大庆典作为重头戏来重播，尤其是国庆大阅兵的画面一次又一次出现，国家领导人乘坐威严的阅兵车挥手致意时，人民解放军海陆空方阵整齐地走过天安门广场时，无数小朋友们手持鲜花和气球潮水般涌向金水桥时，我们整幢宿舍楼响起了一遍又一遍掌声和欢呼声，28双眼睛中闪烁着异样的激动和无比的自豪，嘹亮的国歌声永久地伴随着五星红旗回荡在异国他乡…那一刻，28个小伙子无比激动，我们相互击掌、呐喊，我们同感祖国的强大，我们扯着晓华同志就抛向了天花板——说实话，没有党小组，哪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
1999年的冬天，我们伴着漫天雪花离开了北海道。飞回北京时，进修团解散，晓华团长和我们的党小组也圆满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