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一位老人手扶栏杆摇晃着，大人就能那么干坐着，一个女孩子红着脸站起，把位子让给了老人。女孩明明是做了好事，竟然像做错事一样，脸红，这说明了什么呢？想着想着忍不住翻出了一些孩子。
他，十二岁，是一个酒店里的小伙计，样子看起来有些傻，掌柜的担心他伺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安排他在外面做事情，外面的穿短衣的那些要亲眼看他从坛子里把黄酒舀出这使得他无法羼水，结果惹掌柜不快，但是由于荐头的情面不小，虽然心存怨尤，也没有办法将他辞退。
他在这里很是压抑，整日轻松不得，来了一个穿长衫而唯一站着喝酒的人，掌柜专门拿他取笑，很多人跟着笑，笑他的叫人不懂的文言，笑他的皱纹和白发，笑他脸上的新伤疤，笑他半个秀才捞不到，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就跟着笑一下，店里店外充满了快乐的气氛。那个唯一的人在这里受尽了嘲笑和奚落，斯文扫地，尊严荡尽，只好把目标锁定了孩子，首先就是这个小伙计，当他要考考小伙计的时候，小伙计心里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他越是热心教，小伙计愈不耐烦，努着嘴走远。
这个小伙计是鲁迅先生最欢喜的一篇小说《孔乙己》里面的人物，先生把故事背景选在一个小酒店是有深意的，酒店是各色人聚集的地方，是社会的缩影，我们在各色人流里看到了人的无情麻木冷酷自私，生活其间的一个孩子，小伙计起初的傻理应看成是孩子的憨厚，就是这样一个憨厚的孩子，久处这样的人文环境里，那种憨直的本性一步步被蚕食，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势利的孩子，一个对别人不幸走向漠然的孩子。先生不动声色地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在心里呐喊着先生曾经的呐喊：救救孩子。
无独有偶，被恶劣的社会环境所裹挟的孩子的善良纯真在另一个文本里也被看到。
他叫如瑟夫，他的父母接到了叔叔于勒发财的信后，就日思夜想，甚至每个星期天都到码头上来张望远归的船，幻想着发财的于勒会站在船头。可是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在他们到哲西岛的途中遇到了穷愁潦倒的于勒在卖牡蛎，如瑟夫父母的美梦彻底破灭所表现出来的战战兢兢，掩饰、诅咒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为人的刻薄。如瑟夫那句：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良善和对父母淡薄亲情的不满，后来怎样呢？我们搭了圣马洛号回来，为的是免得和他相遇。
这个叫如瑟夫的孩子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的人物，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分明在告诉我们善良的力量在利益至上的社会中是多么渺小，那是一个金钱可以异化人的关系，可以吞没善良的心灵的社会。这样的结尾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极度悲哀和深刻失望。
两篇小说作者都把孩子置在社会的大环境中，这样的环境会捻灭人的善良本性，最后被同化，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作者为什么要把孩子放置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呢？马克思说过：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对人的性格影响是首要的。孩子的观念在成长的过程中，什么样的社会观念强势就会浸淫孩子的观念。不由想到了那个叫小弗郎士的孩子，当普鲁士兵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操练军队的时候他还觉得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后来在教室里看到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一个个神情庄重严肃且很忧愁，这个孩子心里就很是吃惊。作者为什么要写到教室后面的这些普通人，甚至还具体到个例？联系环境和人的关系，我们可以明白小弗郎士身处在普通民众爱国意识都觉醒的社会环境里，他的心理自然会有所改变。
一个叫安徒生的作家在《皇帝的新装》里也写到了孩子，他笔下的皇帝和大臣被两个骗子所糊弄，民众为了各自的利益面对不着装的皇帝谁也不说破真相，这时他安排了一个孩子出场道出了真话。我们大家都赞赏他的勇敢，他的纯真。殊不知无知者无畏，更何况，那是一篇童话，童话是什么？童话是现实无路可走的一种美好幻境。难道孩子只有活在童话里才不会被恶劣的人文环境所蚕食吗？
想着这些作家笔下的孩子和环境的关系就怎么也放不下那个让座脸红的女孩子了，公交车上那些该让座却不让座的大人是不是社会的一个人文缩影？当个人的利益甚嚣尘上的时候，当个人享乐一直是牛市的时候，凡是有碍个人利益的事情都懒得搭理，冷漠盘旋在人们的头顶，这样的意识蓬勃生长，成为社会的主流认同，人们自然会心安理得的享用自己已得的现实利益，那个让座的孩子身处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怎么不会对自己让座的行为而脸红呢？真是可悲可叹，真正脸红的人该是谁？是到了要好好想想的时候了。
想到鲁迅先生的话：救救孩子。现在要救的只是孩子吗？可能的话先救救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