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大锅饭，挤集体食堂，诸如此类的情节在我的记忆里日益稀疏，越是冷清，越发的怀念。记忆虽然模糊，但只要安静下来，就想去记忆的长河里的打捞那些碎片上来，再细细缝补，于是从前的云烟，好似又漂浮在眼前。
尚未上学的光景，顶多五六岁，那个时候的农村尚未包产到户，出的是集体工，吃的是大食堂，出工歇息的时候，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就开始亮着嗓子，下通知、放红色歌曲，好多的红歌，都是从那里听来的，比如《红星闪闪》，比如《北京的金山上》，比如《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也是从喇叭里传出来的。喇叭里肃穆得出奇，喇叭声音覆盖的双林村却一片哭声，浑天黑地的哭声。五岁多的我，见着田间的人哭，走路的人也哭，大队部当官的也哭，我也跟着哭了，一边哭一边带着弟弟追着田埂边上的蚂蚱乱跑，我记得，在田埂边上的草丛里，也发现了野生的红果果，估计就是现在的野生的草莓。见着好看，我摘了满满的一衣兜，和弟弟一边吃，一边哭，哭得还狠伤心，还被红果果噎着了。
我和弟弟抽泣着回到家里，母亲发现了我包着的红果果，又见我和弟弟嘴巴、衣服上到处都是红色汁液，差点没把她吓出毛病——母亲扯着我的嘴巴，搡我，边搡边高声骂我，我的天呐，这都是么的果果，你这么好吃……后来，队上的老人赶来，三嗲说，不碍事，这野果子没得毒，吃得。母亲才低下声来。那红果果和薛草根结出的果子差不多，我们称它为“蛇果”，蛇果吃进去要死人的，老人们那么说。谢天谢地，不是土地神保佑了我和弟弟，是毛主席保佑了我和弟弟，因为我和弟弟哭得真，哭得实。如今想来，我自己都不理解，为何我和弟弟哭得那么动容。
母亲放了暑假，我和弟弟也跟着闲置在家。暑假在农村是最忙的时节，割稻、插禾，故作“双抢”。大人们清早就出工，母亲也不例外，因为母亲只是个民办老师，假期是要下田劳作的。
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去队上的食堂端饭。队上有三四十户人家，食堂的灶大得很，我站在椅子上都只有灶台高。灶上的甑，一层一层，蔑做的蜂窝眼，家家户户要蒸的饭都放在甑上蒸，每家蒸饭的器皿大小、形状又不一，越发的占用空间。我通常赤着脚来往于队上的食堂，送装了米的瓷碗去蒸，到点了再去端回来。那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母亲不吩咐我，我也会争着去，还要带着小我一岁半的弟弟。
我家吃饭的人口才三个（妹妹尚未出生，父亲在城里做事），一个大的瓷碗，半斤左右的米，母亲心情好了，还在淘干净的米中放几颗豌豆，蒸出来的豌豆卧在白米饭里，格外的醒目，暗红色的。年岁小的我，觉着放了豌豆的饭就是比别家蒸出来的饭香。直接起甑的瓷碗烫手得很，母亲实现叮嘱了多次，去端饭时一定要带条洗脸毛巾，不要拧干，半湿的毛巾包着瓷碗端起来才不会烫手。
那时候难得见着钟表，日头的高矮个光线的强弱就是去端饭的时间。送要蒸的米，时间上倒是没那么严格，早上的要蒸的米，头天晚上送到就可以了。中午要蒸的饭，大人们迟了早饭刚出工就可以送去，越早当然越好，迟了，赶不上，也不讲人情。食堂也会吹勺子。勺子声音不大，还得靠日头辨时。后来上了学，学了《两小儿辨日》，还有古人计量时辰的知识，才晓得，我们那个时候依循的是古人的智慧看时间。雨天也有辨时的方法，但我没记住。雨天，母亲是不出工的，在家或者队上做点文化的事情，比如计算公分、对对什么表、数字什么的。
我捧着瓷碗系啦地往家走，走几步，回头看弟弟有没有跟上，远一些的时候，我又揭开湿毛巾，偷偷闻一闻饭香。弟弟也闻见了饭香，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才不懂规矩或者母亲交代的话，见了瓷碗里开了红花的豌豆，自然是稀奇。不光是弟弟稀奇，我的稀奇早就在前了，并且还背着弟弟偷了一颗放在嘴里，还有些烫，我不敢表现出来，若被弟弟发现，势必会向母亲告状。母亲是何等精明的人，一颗豌豆一个坑，我吃掉一颗豌豆，那坑，自然就现了出来。弟弟屁颠跟在我后面，不停地叫着：“姐姐，姐姐，我要吃豌豆……”弟弟那么一叫，正中我意，两个人干坏事总比要我一个人承担的好，何况，弟弟小，母亲再怎么呵斥，弟弟也是一转身就忘了的。
索性，我找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停下，不要让出工的大人和来往端饭的老人、小孩看见，然后将瓷碗放在田埂边上，和弟弟趴下来，畏畏缩缩的，你一颗我一颗，很快就吃光了米饭上层的豌豆。
母亲到底有没有训斥我和弟弟，我实在不记得了。到如今我才弄清楚的事情就是，煮饭时放上几颗玉米、红枣、豌豆，煮出来的饭还真的别有一番香味，特别是放上几颗红枣，煮出来的饭，又香有好看。豌豆为何蒸出来也是暗红色的呢？大约与米饭发生了什么反应所致。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个。
在大食堂做事的人叫伙夫，可不是一般人都干得上的，得有一定的关系。我经历的队上的大食堂的日子也就一个暑假的光景，来年的时候，好像就责任到户，分田到家了。集体出工的时代宣告结束，意味着大食堂的日子成为历史，只留在记忆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