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题目，不假思索，会有许多人回答诸葛亮。但如果是细读过《三国》的人，又略一思考，就会否定这个答案。
诸葛亮是《三国》里当之无愧的超一流明星，是不会错的，所谓作者刻画的“曹操奸绝、关羽义绝、诸葛亮智绝”，他们是作品中塑造最成功的三个主角。
诸葛亮之智，通过一系列故事表现出来，未出茅庐、三分天下，祭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识魏延反骨，智取成都，骂死王朗，空城记，七星灯，死诸葛能走生仲达，锦囊杀魏延，甚至于国破之前，在邓艾偷袭的路上，也竖一石碣，让这位胜利者不得不佩服一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师事之，惜哉！”
但他也有许多重大失策，作战计划有错，攻天水中姜维之计；前线用人有误，马谡丢街亭，导致北伐受挫。后人有句谚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也说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是人们可以效仿企及，甚至集众人之智也是能超越的。
但在《三国》中，却有一个神机妙算，无有失算的人物，那就是第六十九回中的神卜管辂，“操令卜东吴、西蜀二处。辂设卦云：‘东吴主亡一大将，西蜀有兵犯界。’操不信。忽合淝报来：‘东吴陆口守将鲁肃身故。’操大惊，便差人往汉中探听消息。不数日，飞报刘玄德遣张飞、马超兵屯下辨取关。操大怒，便欲自领大兵再入汉中，令管辂卜之。辂曰：‘大王未可妄动，来春许都必有火灾。’”谋算如此的精确，诸葛亮便未必能预测到，所以在神机妙算这一点上，诸葛亮是不如管辂的，史学家说“管辂之卜筮，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而评价诸葛亮，则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如果说在历史上或是在小说中，管辂与诸葛亮没有直接接触或间接比试过，那么还有一个人，却与诸葛亮一生的命运关系重大，并且在世人的眼中，其智慧、名望都不逊于诸葛亮，在民间传说中，甚至说他是诸葛亮、庞统和徐庶三个人共同的老师，他就是“好好先生”，他的神机妙算也是远胜于诸葛亮的。
书中好好先生是在诸葛亮之前出场，并由他引荐了诸葛亮（历史上亦然）、庞统和徐庶。他第三十五回一出场，便道破了刘备的行藏，“玄德教童子且休通报，侧耳听之。琴声忽住而不弹。一人笑而出曰：‘琴韵清幽，音中忽起高亢之调。必有英雄窃听。’”刘备的谎话他也一听便知真伪，但他认为‘天命有归’，‘龙向天飞’应在刘备身上，所以告诉他，“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想细问端详时，他却抚掌大笑以自己的标志性语言回答：“好！好！”当夜推荐徐庶往投刘备，偷听了只言片语的刘备再次问及人才的姓名时，他依旧以自己的标志性语言只笑曰：“好！好！”
当徐庶刚为刘备所用，打了一个胜仗，就被曹操骗走之时，好好先生说：“此中曹操之计矣！吾素闻徐母最贤，虽为操所囚，必不肯驰书召其子；此书必诈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而当刘备正准备去请诸葛亮出山时，好好先生又早已知道了以后的一切结局，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言罢，飘然而去。
“得其主”是预料到刘备能重用诸葛亮，诸葛亮可以尽展自己才华的。因为诸葛亮在当时社会上在学术界，是不合乎时尚的，汉武帝以“五经”取士之后，学术界都以专心学习《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正途，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书”，只有学会学精才能步入仕途，而诸葛亮只观其大略，并不精熟。他自比古代名人管仲、乐毅，别人都笑话他狂妄，也只有与他一起学习的几个书生相信。没有名门望族背景，没有学术学界威望，二十几岁无名小子的他要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至少也要奋斗几十年，此时，好好先生的名气已经如日中天，为学术界领袖级人物，他以自己数十年博来的名声隆重给诸葛亮做推荐，就好象武术中顶尖高手把自己修炼几十年的内力转注给别人一样，使诸葛亮一下子越过很多阶梯，跻身高手之列。历史上他是这样对刘备说的：“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他不但一见便知刘备的为人，也深知诸葛亮的才华，更清楚自己一番介绍的分量，所以预知诸葛亮这条勿用的“潜龙”能够“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就是“得其主”。
“不得其时”则是好好先生已预知会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他说诸葛亮“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是只就“才”而言，但知道不会有其“功”。天下没有给诸葛亮统一的机遇，诸葛亮其后“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种种竭忠尽力，以及在秋风五丈原上那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的叹息，都囊括在这一句“不得其时”之中。而且他对刘备（关、张）说的这句比拟，也是深思熟虑的。管仲、乐毅是中兴之臣，刘备自己还没有什么势力，诸葛亮用管仲、乐毅自比难以打动他，但姜尚和张良则不同，姜尚和张良则都是开国的重要谋士，帮助文王武王和刘邦从无到有建立了偌大江山，这一点刘备是最感兴趣的，也是内心的隐秘之事，他正是什么基业都没有，却想趁末世之乱过过皇帝瘾的，让好好先生一下给说透亮了。同时姜尚和张良又是没有任何野心的忠臣，功成不居，这也能使刘备放心使用。
汉末刘表“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境内无事”，荆州地区汇聚了当时影响颇大的各方人才，形成了后人称之为荆州学派或南阳隐士集团的人才群落。好好先生本名司马徽，字德操，颖川人，当时已经是古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为避北方战乱，他举家迁到南漳，结庐隐居，与襄阳大名士庞德公、黄承彦均有交往，关系甚密。隐然是南阳隐士集团中的外徙客居士人的首领人物。在一次“说文论世”的酒会上，名人雅士们或歌或咏，很是热闹，司马徽论古谈今，言谈洒脱超凡，令满座寂然，敬意盈胸。南阳隐士集团中本地的首领人物庞德公说他，“先生数典如流水，论事如明镜，真乃水镜先生矣。”水镜是说他一生清雅，善知人，此后，“水镜”之名便名扬天下。
那水镜先生怎么又成为好好先生的呢？
明代学者何良俊在《语林》卷十五说：刘表的“爱民养士”并不符实，司马徽“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复议谈”。所以他的好好先生只是做出来的姿态，用来保护自己。他不谈论别人的短处，跟人说话，不论好事坏事，都说好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