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一种感动。
老滕来说要给老同志们补发一些钱，但有些人早就没有联系了。像在上海沪湾区兴业路的王顺祥师傅，北京宣武区的高占荣师傅等等。有人说他们已经去世，这是得不到确认的消息。想想，他们健在的话，应当在七十五六小八十上了。
他们是些为了祖国国防科技事业献出了一切的人，是真正伟大的人。我对老滕说的是后半句话。我的眼眶都有些潮湿。
他们是些很普通的人。没有做出什么经天伟业。可是，他们的牺牲奉献精神，却让所有了解了他们的人都无法平静心情。
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业务出色、家庭历史清白、个人表现良好而被选拔到当时极其保密的国防科技一线来做服务保障工作了。我和他们都比较熟识，缘于我在他们退休前后，正好分管单位的劳动工资工作。他们退休到移交安置工作，都是我和属下亲自做的。
高师傅个儿不高，胖胖的身材，胖胖的脸庞，说话有点儿轻喘音里极好听的北京标准话，有点儿尖的头顶上不多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脑袋猛一看像个大鸭梨。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军便服，干活的时候则脱下外衣，戴一件长到脚腕的护胸。老人很和蔼，说话总是不紧不慢。有时候会到食堂来吃饭，有时候自己做。他爱人孩子都没有随军，京城人是不能随便到荒凉偏僻的戈壁沙漠里来的。一年有一趟假，一来一去就38天，8天是路途。我算了算，他1960年代初离开家庭，到退休移交的1980年代未，每年一个多月和妻儿团聚，近30年里，真正的家庭生活就3年多。而他的家人到小城来探望他恐怕也就三四次，所以单位许多人都对他的妻儿没有印象。好在他退休后可以回去安享晚年。他给我留下的纪念，是临走前有一天和我一起走到他住的楼下，他要我上去一趟，到家里坐坐。我说好，去看看。一间小屋还算整洁，除了铺盖再没有什么。说了几句话要走，他说“我做好的一个小面板，给你吧。快走了，也没什么东西留念的。”我说好好。高师傅是位木工师傅。
王师傅个儿也不高，典型的南方人模样，老家好像是浙江鄞县。他是位专业洗衣工，当年苏联专家过来的时候，就从北京上海选拔了许多服务业的高级工人一起来。专家走了，就为大众和首长服务，后来，也不得不改行了。据跟他的徒弟介绍，他熨出的裤子，可以站起来，我没有见过；但他后以每次大型任务被抽出去为北京来的首长服务，又被军需部门借过去带徒弟，我是知道的。我一工作就认识了他，是因为他管的洗衣坊与我刚工作时的理发馆在一座建筑里，还因为我们都是单身，当然他是资深。我们没事的时候会跑到他工作与住的地方，看着他吃筷子头那么一点儿米饭，喝一大杯白酒，把着一只小鱼上一点一点有滋有味地吃。后来，在他退休之前几年，我把他要到单位，专门负责管理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尔后，对于他的家庭、他的生活都有了更多深入的了解。
他是从核工业基地调过来的，从上海出来的时候也是在1960年代初期。想起他我心里就有一种悲壮出来，是因为他这一生太苦太难。他与爱人关系一直不冷不热，长期两地分居，想热也热不起来。在1990年代初到1996年正式移交回上海的日子里，他爱人来看过一次，据说是刚刚从纺织厂退休。他的一对女儿从来没有来看过他。据说孩子们对他也不太亲热。这是想象得到的。一年甚至有任务时一年多才回去的时候，女儿恐怕连他是叔叔还是谁也说不清了。在和我们说起家庭的时候，王师傅经常会潸然泪下，说对不起家庭孩子。后边几年他已经很少喝酒了，据说他心脏、肝脏等都因为长期饮酒有了问题，只能喝些啤酒了。有两个春节他都没有回家，是我们围拢在他的单身宿舍里过的。科室里每人带一个菜，到他那里一起举杯，共同祝福新年好，这时候的他，显得非常激动。
移交政策落实之后，就在我们都为他终于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时候，他退休才一年多的爱人突然被查出患了癌症，而且很快就去世了。他这次回去再没有回来。后来的所有手续，都是电话里委托我给他办的。当他电话里说，把补助费拿出来些算是代他请大家吃一顿饭的时候，好多人都低下了头。
后来，他的房间里的物品也是我清理的，有些东西捐了灾区，有些物品送了人。其实也什么东西，除了铺盖，还有一口白皮木头箱子，一只红漆床头柜。这就是他这一辈子在戈壁小城里的全部家当。
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一个事业，最后干干净净地回到了出发地。他的爱情亲情，绝大多数交给了国家事业，交给了航天小城，而没有给予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我不知道他回到上海会怎么面对这个对他来说已经陌生的地方。我记得他的住址，是因为这个地方与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近在咫尺而且尾数里都有个8。移交之后的前两年，我还打电话问候他。到了2000年前，打他的电话就再也没有人接了。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境况，离开人世也是可能的。
我建议老滕，给单位说说，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孩子，一定把国家军队给他们补助的一点心意兑付到位。无论如何，要让他们哪怕是在天之灵也要知道，有人想着他们。
现在感动一次很不容易了，只有这些至纯至真的人的鲜活事例，才能激醒我的心灵，让我明白其实我们得到的已经不少了。

2011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