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我被分到一所村办初中任教。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终于可以像我的老师那样站在讲台之上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了。谁知我是开始进校满劲儿；中间教课松劲儿；后来彻底没劲儿。一年不到，我的美梦便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学校不象学校，校长说了不算，得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脸色行事。每周的例会从来不讲教学，多是贫管会主任训斥教师，有时把教师骂得狗血喷头，校长也敢怒而不敢言。
记得一次会议上，主任大发雷霆：“有人说贫下中农管教育，是老粗管老细，外行领内行，我这老粗就要管老细，谁不想干都滚蛋，教师多得是，大队会计教数学；民兵连长教军体；老贫农讲红薯下蛋儿，你不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还有一次开会，主任讲话说：“明天不上课，师生都到公路边栽树，小树长大后，夏天人在下边走着乌烟瘴气哩，美哩很！”有个教师忍不住笑出了声。贫主任火了：“哼，看不起贫下中农？少乍唬，贫下中农还要登上上层建筑舞台哩！啥叫上层建筑，就是北京、上海那几十层楼的最高处，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不锻炼身体，能上去？屁门儿都没有!”弄得我们哭笑不得。
我几次找校长反映积存在教师心中的憋气，校长或点头或摇头或叹气，就是不表态。我看出他对我们这些嘴上没毛说话不牢的年轻人不太放心，他怕一句说错，通到贫主任耳里,不得了。贫管会就会组织批斗会批斗他，天天批、月月斗，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我失去了信心，想方设法跳出这是非之地。
那时营业员在社会上很吃得开，由于物资贫乏，像肥皂、火柴、白糖等急需的生活用品一般人都很难买到，想买得托关系走后门，看营业员的脸色。营业员自然就高人几等。
一次公社书记在全公社教师大会上讲：“教师要好好干，谁干得好，可以提拔谁当供销社的营业员嘛!”当时教师对营业员这职业确实是垂涎三尺，我自然也不例外。
机会终于来了，新来的公社书记是我表姐婆家哥的内弟，总算有点拐弯亲戚。于是我就利用这种关系软缠硬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决心还真的感动了“上帝”，一纸调令，我便成了供销合作社的一名营业员。有不少人也开始看我的脸色，我也会端起一点小架子。可对教师是有求必应，能办的事决不推拖。有些人就对不起了。
快种麦时，我原在学校的贫管会主任来求我买一吨尿素，我摇摇头说：“这不好办，得要计划。”他低三下四地说：“老弟，给弄一吨吧，我给你两个尿素袋咋样？”要知两个尿素袋自己用颜色一染，可做一条尼龙裤呀，尽管染得质量不高，袋上原有的字迹还隐约可现，但当时能穿上尼龙的人可了不得了，那是地位、身份、权力的象征！我装出为难的样子，经“请示领导”后，卖给了他。这样我自然也穿上了尿素袋做成的尼龙裤。
甭提心里有多美了，穿着它回到原来的学校，教师、学生都对我刮目相看，我连走路的姿势都与原来不同了。尽管有人编顺口溜讽刺说：“社员都想当干部，干部能穿尿素裤；前有日本后尿素，胯上印着百分数。”还有人说：“尿素裤子穿着煽，其实不值一块钱。”我也听到了这话，但不在乎，吃不上葡萄的人自然会说葡萄酸嘛!。
我那时也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可好景不长，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供销合作社的大锅饭吃不成了。有腿的跳槽从政，有钱的入股承包，我们这些老家伙既无腿从政，又没钱入股，连生活费也没人给发了。
如今儿女大了，上学要花钱、结婚要花钱、建房也要花钱，况且这都是天文数字，上哪去弄？偷，咱没有贼心，更没贼胆；抢，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要，咱还拉不下这老脸皮。儿女见你噘嘴丧脸，不敢直说，过年贴幅对联挖苦我。上联写“爹有权儿居洋楼金银钱财视粪土欢乐享尽”，下联为“父无能子住土屋柴米油盐当宝贝苦难受够”，横批是“爹比爹！”老婆也埋怨：“当老师多好，待遇高，受人尊敬，哪像你，能得出圈儿，在哪儿也暖不热，跳个屁槽，跳来跳去，跳跑了工资，跳掉了工作，跳成了穷光蛋一个！”
我自认倒霉，摇头叹气，无话可说。
唉，这该死的跳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