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有意思，可以放鞭炮，可以吃好吃的，可以穿新衣裳……
我们部队大院挨着一个很大的村庄，有上千户人家。村子中央，有条南北土街，土街上有公社大院，村办小学，农村合作社，新华书店，邮政局，储蓄所，剃头铺，粮店等。每年春、秋，在土街上办两次庙会。平时逢五、逢十是集日。到年跟后，土街上天天挤满买年货的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售年货的摊贩们在土街两边摆开摊位，叫卖各种商品。最热闹的是那些一家挨一家叫卖鞭炮的摊贩们，他们面前摆放着用书报纸卷制的鞭炮，鞭炮外皮还保持着书报纸的颜色和字迹。这种鞭炮，虽其貌不扬，但威力巨大，响声震耳发聩。他们一挂接一挂地燃放着这种自制的鞭炮，嘴里大声喊叫着，招揽着生意。有的摊贩干脆站到凳子上，用竹杆高高地挑起鞭炮来燃放。鞭炮声此起彼伏，远远就能听到，而且能看到爆炸的闪光和飞舞的纸屑。除了一挂挂燃放鞭炮外，他们还不时地点放二踢脚，让二踢脚打着呼哨飞到空中炸响。爸爸不给我买这样的大鞭炮，怕炸着我，只给我买几挂小红鞭炮，然后再买点摔炮什么的。年前的几天，我们小伙伴们相互通报着各自鞭炮的数量和品种。因为，鞭炮是我们过年的资本和骄傲。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买猪头过年，过年有猪头肉吃，才算一个像样的年。每年买回来的猪头都是爸爸负责收拾，把沥青熬热，浇到猪头上，等沥青冷却后，再把沥青和粘住的猪毛一块扒下来，要反复好几次才能把猪毛清理干净。记得有一年，我家买了个猪头，挂在厨房里，晚上被人偷走了。那个年，因为没有吃到猪头肉冻，感觉年味淡了许多。还有一年过年，爸爸红烧了四个猪蹄，准备和他的三个兵喝酒，我趁没人，拿起一个猪踢就躲出去啃着吃了。事后，我挨了爸爸的一顿揍。收拾干净的猪头，用斧头一劈两半，或四半，洗干净，然后下锅放佐料开煮。煮熟后，把脱骨的肉切成条状，和花生米一块放进锅里再煮，煮好后，放进大搪瓷盆里，待冷却后，就可以吃猪头肉冻啦。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猪头肉冻比现在的要好吃百倍。因为那时候，肉吃的少；关键是，那时候的猪不吃饲料，肉质鲜美。
过年除了能吃到肉外，还能天天吃上白面馒头和部队农场分的好大米，而不必再吃孬大米干饭或二米饭及玉米面窝窝头啦。有时候过年，家里也炸一次油条吃。那时候，吃顿油条，比吃顿猪肉都难，因为每人每月只供应几两油吃，炒菜都不够，平时谁舍得炸油条吃？我记得，那时候用猪大油炸的油条，比现在花生油炸的油条不知好吃多少倍。
那个时候，喜欢穿新衣服，不管布料好孬，只要是新衣服，就高兴。我和弟弟穿的新衣服都是妈妈找邻居阿姨裁剪缝制的，颜色非蓝即黄。那时从商店是买不起衣服的。除了一年做一身新衣服外，平时我穿的衣服大都是爸爸旧军装改做的或者别人送的衣服。衣服穿破了，妈妈就补上块补丁，那时，小伙伴们都穿补丁衣服，谁也不笑话谁。我小时很顽皮，往往大年初一穿上的新衣服，等不到大年初二就穿脏啦。妈妈就得在初一晚上给我洗了，在火炉旁烤干，初二再穿。
爸爸对过年很重视，年前的数天晚上，他都要忙碌到很晚才睡，把所有的家具擦试一遍后，再把墙上的所有挂着的镜框统统摘下来，擦拭后，重新寻找新的位置悬挂。特别那个镶满各种各样毛主席像章的大镜框，爸爸擦拭的最仔细。而且，每年他都把那块别像章的旧毛巾替下来，换上一块新的白毛巾，认真地把那些毛主席像章重新整齐地别在新毛巾上。然后再把大镜框端端正正地挂在迎面墙上正中的地方。每年除夕爸爸都睡的最晚，等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后，把全家人要穿的新衣服都拿出来放好后，把糖果、瓜籽、花生、香烟、火柴都装盘，摆放在桌子上后，他才上床休息。初一一早，他又早早起床喊我们起来放鞭炮，吃饺子。那时候，大院的叔叔、阿姨们来自五湖四海，初一拜年也是礼节性的，一家挨一家地拜。爸爸也是军容整齐地和妈妈去挨家拜年。而我们这帮小孩子们，就疯跑着在大院里放鞭炮。
童年已经远逝啦，我只能借助回忆，还原童年的时光；也只能借助回忆，品味童年那浓浓的年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