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唱戏的男人，在舞台中央。他唱着“人世在世如春梦，且自开怀饮几盅”如吟行云流水；他唱着“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怨和痴低低的回转……他在戏里演着一个个旦角，有游园惊梦的杜丽娘、有尽享世间繁华的杨贵妃……锣鼓声很响的奏起，悠扬的笙萧声如诉。舞台上唱戏的人，花花绿绿的服装伴着袅袅挪挪，伴随着一阵婉转吟唱，像雕刻般细致精美脸孔展示着不尽的喜怒与哀乐……
下台后，他感慨的说：“如今国家重视戏曲，领导人捧场，但来听的人到显得拘束了许些。人们听戏，不能说话，不能抽烟，听戏变成一件严肃的事。其实我并不赞同。听戏有松有驰，唱得好你可以叫一声，唱不好也可以来声倒喝采，现场气氛热烈，更不会影响我演戏的情绪。”
七十年代，他住在我家隔壁。他将房门锁上，窗帘低垂。屋里闪着晕暗的光，他身上捆着一块床单，扭着腰，翘起指，压低着嗓门在那里练嗓……八十年代，港台的流行歌曲直胸胸臆进入内地，神州大地如痴如醉，他仍然只迷醉地唱着他自己的世界……九十年代，天空到处是歌星的光芒，他似乎看不见焦躁和不安，依然压脚练嗓从不懈怠……二十一世纪，戏曲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加以发展。且不说国家大戏院，就是本市的达一戏院已设计与时尚与传统结合，钢架支撑的玻璃幕墙，内部装饰着中国红，点缀着数十个经典剧目浮雕，剧场为升降式舞台，声障墙系统，剧场分为上下二层，包括人性化的残疾人专座。那个唱戏的男人成了这个城市的戏曲名家，名声很响。我们想他该喘口气了，却发现，60多的他依然登台，在这修茸一新的戏院里，累到在舞台上。他太爱唱戏了，他说他一辈子只希望能做好唱戏这件事。
五十年代，他和师妹一起跟着师傅学戏，青梅竹马，彼此爱恋。但师妹的父母反对他们在一起，说他只是一个唱戏的戏子。师妹倔强地从家里跑出来，动情的对他说：“我要和你唱戏，我要和你在一起。”他动情的抱着师妹：“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永远在一起。”
文革时期，有革命小将来扫四旧。一路上，只听见叫嚣声，锣鼓喧天和打砸声拆卸声，一路飘散过来，还有浓浓的烟火升腾夹杂着的劈劈啪啪的声音。当时，戏院里只剩下他夫妻俩相守。他们站在那里葡伏而行，任革命小将抽皮，揪头，笑脸相迎着，用身体尽可能的保护着戏院。但一个小将点燃一把火烧了戏院，在火海中，妻子把他推出去，而她和戏院化成一缕轻烟消去……
他把妻子的骨灰装在青花瓷瓶里，三十多年过去了，一直未再娶。他有戏曲相陪，有妻子的骨灰相伴。他用一生承诺着对妻子说过的那句话：“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永远在一起。”

如今我们的情感世界里，正被一些流行歌曲熏陶得为“妹妹”焦躁，为“一无所有”干嚎，为“缠缠绵绵几千年”挤泪……这些我也认为是艺术，只是是奔人的肉体而去，给人快意的抚摸和精力的宣泄。
我知道，我们变得浮躁，丧失了一心一意的虔诚，剩下只有不尽烦乱。我们有条件堂而皇之地坐进大戏院，只是，我们这样就是走近了戏曲了吗？人们来听，是为他人而听，为所谓的“高雅”而听。台下的一个个表情木讷讷，毫无反应。或者来这里听戏只是一场快速恋爱的一个注角、或者彼此为接吻培养一点气氛、或者只是组团来听的人们社交的一种。我们把戏曲推到一个背景的角色。对生命力度的融合从欣赏变成一种消遣。
那个唱戏的男人为了让人们懂得戏曲，他和他的同仁，他们戏曲界自身在不断作着努力，各种剧目推出新的形式。青春版、浓缩版、现代古今结合版……走进大学校园、钻进历史悠久的粮仓、踏进团体社区……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默默的努力，他们努力着，要让戏曲，透我们思想的程序，把我们的视觉再转诉到心灵深处。在那戏曲的世界，正上演着一场千古流传的爱情、一段忠君国的壮烈、一回奸与邪的较量……伴随着天地间浩然长存的坚贞忠义，人道和正直的世界，奸诈虚伪的小人行径……唱戏的人交出他们的人格与灵魂，给予我们精神的洗礼，他们要把那丰富的精神世界传达给我们。
我所知道的那个唱戏的男人，我称他为艺术家。戏曲，他们的表演，是奔人的灵魂而去的。听他的戏，想起他的人生，给人以信念的坚定和人心的抚慰。
当我听懂了戏，我沉迷进去。或许我不是一个“好听众”。沉浸在里面，我会如痴如醉般的摇头晃脑，唱功还在那里，可惜啊，锣鼓笙萧味差了些。也会为会服装打扮粗糙也不登对就上台有些愤然。听到好的嗓，压住的气，我会激动大叫一声好！
忠是对明君、孝是对慈长、仁是对高士、义是对良友。因为有戏曲，我感受到了我们传统的忠孝仁义源远流长，一脉传承。这时我的脑海会浮现出一幅外国的画，那是亨利•卢梭的《睡眠中的吉卜赛女郎》。不管社会如何发展，这个世界规定的法则是什么，像画中这样温和平静的境界依然存在，是本来是存在的。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听着戏曲，走进戏曲，在这先人创造的国粹里，理解我们中华沉淀了几千年的精神脉络。我相信不管世界如何发展、我们电脑如何一体化、穿得如何国际人……因为有戏曲，因为理解了戏曲，这是我们的心永葆中华心的一个方面。同时，这让我们的心变得安详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