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将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寄托与指望，全部或大部集中于建立法制社会与完善法制建设上，这其实是个误解，因为法，不是万能的，它的针对性很强，在维持秩序、方便统治方面，法制或许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假如追求的是和谐与兴盛的时代，则越是酷刑厉法，越是背离目标。中国古代贤哲大力推崇的仁治思想，即主张缓刑法而重仁德，据《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初即位，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徵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使唐贞观时代成为天下之至盛，不可不说他的仁政思想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仁爱思想是基于人的基本属性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统治策略，正因为它是基于人的本性，所以容易被普遍接受，百姓甘愿被统治，而毫无怨怼情绪。但是这种国家的治理方式受到一个严重的限制，它要求统治者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以天下为公的情怀，这，在许多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中国历史虽然有五千年之久，真正的仁治时期却少而又少。不是说真的难以做到，而是难以遇见那样的“明君”而已。
我们现在极力推崇与宣扬秦帝国的成功实践，即重刑法的法家思想的实践，没有能够延续大秦帝国的命运，只维持了短短的数十年便轰然倒塌，同样可以归咎于它的严酷的刑法。其成也法、其败也法，何以如此？这就是法治的局限。法治治的是谁？如果单单是为治老百姓而立，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那么再严厉的刑法所起的作用也不是永远牢固的，因为没有人民的基础。法，必须出自人民，然后可能用于人民。反之，如果单纯为了统治人民，维护统治者的单方面利益，将会引起人民对法的对抗。自大秦以后，中国历朝历代都施行法治，但是，没有一个朝代能够维持超过300年，每个朝代的兴盛时期不过数十年而已，不是轻忽了法，而是法已经不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受法凌虐的人民已经视法为粪土，并敢于以身试法，这个法其实已经走上末路。
法制社会的前提，必须是这个法符合当时、当地人民的基本利益诉求，法的修改与更新也必须依此为基础，否则，任何法不可维持很久，以法制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也就只能是一相情愿。而要做到基本符合人民基本利益诉求的法治体系的建设，不可能离开人民的民主制度。可以这样说，没有民主的法制是没有生命力的法制。中央有一份刊物，名称即为<民主与法制>，可见二者的不可分割。将法制与民主并提，不仅显示它的强烈的阶级性，更是为了始终保持法的人民性与因此而产生的人民对法的接受性。
不能否认，中国的民主体制还是不够完善和并不完全尽人意的，社会矛盾激化和激进行为的频出，不是说我们的法制没有加强，恰恰说明现有的法治制度不够人民化，缺乏民主体制的有力配合与支持。近期〈凤凰网〉发表了一个专栏：“拿什么消解‘怨气’”，里面有些观点说的还比较中肯，如：“《人民日报》最近接连发文，希望为政者能够倾听‘沉没的声音’。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是‘说也白说’。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在一个有13亿人口、正经历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尤为重要。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而如何造成这种“声音沉没”，不正是民主体制不健全的具体体现吗？正由于此，加强民主建设是当前的当务之急，万不可当作儿戏。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许多矛盾就是在这种差距中集中体现。仅仅强调法制建设而人为地忽视民主建设，有可能使我国的法制成为专制的法制而远离人民，步入秦法的后辙。
那种将民主统统硬性划归西方资产阶级范畴的认识是十分危险的，现在甚至出现什么“公民社会”是个“陷阱”的莫名其妙的说法，而故意忽略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初的基本民主的诉求。将民主视为“反动”的代名词，使人人远民主而言、远民主而行，这是极度反常的社会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人为地丑化、妖魔化和敌对化民主，极有可能使人民与民主渐行渐远，最终不知道民主为何物，这样的结果将会怎样？只有天知道。但是不论如何，法制还是不能够与民主严格分割，强行分割的后果，就是法，不再能够起到社会规范的作用，形同虚设。人们能够期望这样的法制促成社会的安泰与和谐吗？
在谈民主而色变的今天，加强法制只能满足治安之短暂需求，欲达到长久兴盛、和谐共存，距离很远。正如那个专栏里所说，：“总有一天，我们的政治家会明白，加强警察和武警，不如加强国家律师制度建设，进一步发挥律师的作用。用高压方式维稳，不如高度重视国家律师队伍建设（不是控制），依靠律师来梳理社会矛盾，让人民的诉求理性地表达出来”。律师，是个中性的概念，他不偏向哪一方，而且不受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历来是民主社会的中坚力量。他的充分发挥作用，只有健全的民主体制可以完成。“江平先生说，律师兴则国家兴。对于国家来说，法治兴则国家稳。让更多的律师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梳理社会公共事件，无论对执政党，还是政府、百姓，都是幸事。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其实，说到底，归根结底仍然是：法治必须结合民主体制，否则，法制将会沦为单纯的统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