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一名日本奸商在上海因卖毒大米而引咎自杀了，此日本奸商比起中国那些总想瞒和骗的中国奸商有觉悟。但请大家不要误会，我这里不是因此就说日本的大和民族就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众所周知现在是个乱七八糟的世界，应该说如果人类不思改进，就此下去是没有希望的：比如一向以信托责任为立国之本的美国最近也利欲熏心不再讲信托责任了，弄得世界的金融跟着他们倒血霉；日本的大和民族更别说了，他们至今都没有认真忏悔和承认过自己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我想那名在上海卖毒大米的日本奸商引咎自杀时，肯定不是因为什么武士道精神发酵而是因为他觉悟到了自己的罪恶是很可耻的吧。
此名日本奸商因卖毒大米被查出而引咎自杀，从个人的私德与觉悟而言，他是高过“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所有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的。那些“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官员和老板之类的责任人，不仅没有引咎自责的觉悟，他们相反还在事发之后继续想玩那套瞒和骗的勾当。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法治对这些问题防范和处罚不利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民族道德败坏到“无罪恶意识”的可怕地步。一个民族连自己的后代都不顾及了，都敢下此毒手，而且被人举报后，不但不立即处理相反去干泯灭最起码的人性——起初是置之不理继续隐瞒，后来隐瞒不住便冤枉奶农下毒，想方设法为自己推卸责任。直到现在罪恶加深到无法掩盖的程度，这些当事人仍然没有悔改之心，政府不抓他们，他们仍然还要狡辩。试问如果由这些泯灭最起码良知的人群组成的民族还有希望吗？！有谁还敢信任这个民族呢？
中国的老传统是家丑不外扬，重道统轻法统。在这种畸型的文化和制度里，便教化出一群“爱面子，不要脸”的非常狡猾、非常自私、非常奴性的黄世仁、高老夫子和阿Q此类的“伪人”（假恶丑之人）。这种中国人最爱面子，但最不要脸，喜欢对外人摆阔，对外人讲“礼以和为贵”，但对内部人向来“宁赠友邦，不给家奴。”这样一来使得某些别有用心的中国人利用这种畸型的文化和制度搞起“满嘴仁义道德，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的罪恶勾当，是十分便利的。诸君如果还有眼睛的话，你们就会发现中国历朝历代使得国人变成窝里斗和任人宰割的一盘散沙似的怪物的罪魁祸首，无不是重道统和轻法统的文化与政治体制。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非常狡猾、非常自私和非常奴性的。就像鲁迅所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脊梁。”但除了这些中国脊梁之外，我们也应该睁开自己的眼睛看清那些“中国蛀虫”给我们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种种灾难。比如那些汉奸、那些走狗文人、那些卖国贼、那些黑心老板等等。今天那些“毒奶粉”事件中的罪魁祸首们无不是祸国殃民的中国蛀虫。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中国蛀虫成虫的呢？
我觉得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法治在严重倾斜于既得利集团的利益，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公民追求幸福的条件（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保障不足。一个国家如果政治体制和法治出现了这种严重的不公平和非正义现象，是很危险的。它俨然一口黑色的染缸，进入这口黑色的染缸者没法不被染黑，这叫害人又害己，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了。
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人种天生具有公德品质与无公德品质之分，唯一的分别是来源于这种人种的人与人之间的“游戏规则”（政治体制和法治）是否定制的公平和正义。
为什么中国人历来有私德而缺乏公德心？原因就在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什么公平和正义的游戏规则，只有那些空洞和笼统的伦理道德教化的教条主义。当然伦理道德的教化如果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只做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学问是没有什么错的；但错在这些伦理道德的教化代替了国家的游戏规则。在没有公平与正义的游戏规则的国度里，使得有机会违规得利者没法不去越雷池，除非他个人的品德胜过尧舜，可惜尧舜只是传说中的圣人，并非我们这种平常人，平常的中国人在不公平和非正义的环境里是没有几个人能够坚守得住孝悌忠信的，尤其是当下这种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没有公平与正义的游戏规则，光靠孝悌忠信这些空洞和笼统的伦理道德来教化人们向善，简直是做白日梦，肯定会是处处只有挨打的份儿。
因此，这种文化和政治体制说白了，在没有公平和正义的游戏规则的社会里完全是乌托邦的设想。如果说有点用，那么可能会使得像在上海卖毒大米的日本奸商之类的人得个引咎自杀的觉悟而已。但是对于那些厚颜无耻之徒的中国蛀虫，是没有用的，对他们必须要用公平与正义的严刑峻法才能够制裁。
有人要问，你不是说懂得引咎自杀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吗？怎么又说到严刑峻法上来了？
是的，当一个民族无论有没有公平与正义的游戏规则规范自身的言行，他们能够懂得引咎自杀（当然罪轻的，罪不在死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是有希望的，因为这个民族懂得什么叫羞恶之心了，这样可以避免犯下更深更大的罪恶，所以我说唯有懂得引咎自杀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08/9/18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