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的那天下着细雨，气温骤然下降。父亲和平常一样，和那些退休的教师去活动室打牌下棋。
这些天我在休假，没有走远，只回了一趟家，呆了四五天时间。一下车，就径直去了活动室，所谓的活动室也不过是楼头的一间闲屋，摆了一张麻将桌，一张棋桌，一些小凳子而已。
走到门口，就听见父亲朗朗的笑声。父亲在打麻将，都是熟悉的面孔，他们中的好多都是我的中学老师，教英语的教语文的教数学的都有。他们不但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姐姐我的弟弟们的老师，还是父亲的同事，还是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邻居，还是我同学的父母。等等，这些关系，让我觉得每次回家都很亲切，很留恋。
屋内有一个大铁炉子，炉火正旺。环顾四周，这个活动室确实有些寒酸。除了这一帮已至暮年的老人像孩童一样的情绪在蔓延，再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东西。
活动室里的人已不像从前那么熙熙攘攘了。去年和前年，已有几位老教师去世了，在这里父亲的年龄最大，剩下的人里王老师七十八岁，但精神远不如父亲。也有一些街对面的个体户和闲杂居民常来这里凑乐子，饶有兴致的观战，参与。
我跟父亲说：“今天是教师节，学校没有组织你们活动啊？”父亲没有搭腔，旁边的勾老师鼻子里哼了一声：“现在……”就没有往下说。我也很知趣的站在一旁看父亲码牌出牌。心里有些酸酸的感觉。
说起教师节，我心里有另样的感觉，觉得它就是父亲的节日。父亲从部队转业后事教育事业三十多年，父亲一直引以为自豪。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父亲很少提起那时的经历，但是说起教育总是头头是道。面对目前教育现状里存在的弊端，父亲总是忧虑的说：“教师不是兜售知识的机器，而是教书育人的园丁，可是……”
父亲从部队转业后，先是在省城某所高校从事教学工作，而后被下放到藏区，而后一直向西，在河西的一所中学教体育课。父亲参军前已经上到大三，未毕业就扛枪上了青海，全国解放后上了朝鲜。而后又上了广东军事体育学院。
要说父亲的专业真的很过硬。在八十年代，评上过全国优秀体育教师称号，评上过全国优秀裁判员称号。七十年代，我们姐弟还很小。每到假期，父亲就要去参加全国和省上的一些比赛或训练，父亲总是教练或者是裁判员。
父亲很敬业，生活再困难，只要一接到通知，立刻动身前往。父亲总是在路费上动脑子，把组织上给买的卧铺票换成硬座票，之间的差价和报销的差费回来的时候，买一大包糖块和点心给我们姐弟解馋，要是去了北京，父亲就去那些专卖店，给母亲买时髦的料子裤。母亲总是埋怨价钱太贵，父亲说，那是给外国人卖东西的商店，父亲软磨硬泡拿出运功会的出席证人家才卖给，母亲还不领情。父亲有些生气。
父亲要比母亲大十三四岁，母亲总是穿一些颜色深的衣服。父亲给母亲总是买一些颜色柔和的衣物，即便是母亲埋怨，可是父亲去北京，还是去那样的专卖店给母亲买一件价钱不菲的衣服。
母亲在文革时期精神上受了刺激，常常咒骂父亲给她带来的痛苦。可是，母亲却非常尊敬父亲的职业，并引以为自豪。我小时候，跟邻居的孩子一起去捡煤核，只是为了好玩。每次回来，都遭母亲痛打，母亲说：“你爸爸是个教师，体体面面的，你去捡煤核给你爸爸丢脸！”
父亲在学校的工作总是搞得有声有色，每年的春季运动会和秋季运动会，可以说是全县的盛会。大操场布置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运动员进行曲传的整个小成都能听得见。整个运动会都是父亲筹划筹办，常常累的嗓子嘶哑。
那时的体育器材都很简陋，可是学校里教学器材却应有尽有。学校的双杠单杠，都是父亲亲自把关选购或定制，篮球架，球场，都是父亲亲自操办。篮球排球足球，总是请人修补过来修补过去使用。就连学校参加全国或者全省全县运动会的运动服，都是父亲亲自整理和修补。直到球鞋和球衣旧得不像样子，才让家属们拿去给孩子缝补缝补穿。
其实，父亲并不仅仅是一介武夫，父亲也饱读诗书。文革结束后，学校里缺教师，父亲拿起什么都能教的有声有色。比如，数学，比如，地理，比如，英语。
学校刚刚开始恢复英语教学的时候，父亲站在我们的教室门外，听新分来的英语老师讲课。短训班里出来的英语老师讲课，发音很不准确，参杂着地方话的音调。父亲跟着英语老师的背影径直去了教研室，为英语老师纠正发音。
父亲常常责备我们太懒，英语要念，语文要背，数学要做。父亲总说，不要怕不好意思，英语要大声朗读。可是同学们念英语，常常发出的声音像蚊子一样。那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父亲说，那是屁话，谬论！
父亲有很多线装本的书籍，文革期间扫“四旧”，红卫兵同学们在工宣队的带领下，上老师们的宿舍搜书，父亲抓起了一把塞进了天花板里。保留的书里，有一本《聊斋》。后来文革结束，父亲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拿出来饶有兴味的为我们姐弟讲故事。在我们学古文的时候，并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解。即便是这样，我们姐弟的古文还是学的一塌糊涂。
可是，我们姐弟在不学无术的年代里却读了不少小说。这都是父亲的引导，什么《龙须沟》《北京人》《小女婿》，还有很多很多的中外小说。父亲说，多读些书，多认写字，对作文有帮助。
读了书，父亲就鼓励我们讲故事。父亲说，你会讲故事，你的作文就不会差。大弟弟总是很会讲故事，讲起来还不结吧。父亲夸赞说好。我们都说是他瞎编的，父亲说故事就是编的，蒲松龄的鬼故事就是编的，如果不是编的，你们说世界上哪有鬼啊。
说起读书，还要说一个人。他是父亲的同事，也是我们的老师——韩老师。韩老师和父亲一样也是从高校下放的老师，也是因为历史不清的问题。那时的韩老师，有些畏畏缩缩，说话甚至有些含糊不清。怎么会不呢？遭受这么多不平的待遇，韩老师做事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哆哆嗦嗦的。那时的韩老师管理着学校的图书馆。
学校的图书馆文革期间有很多的禁书，比如巴金的，比如老舍的，比如前苏联的。在文革后期或文革刚刚结束，图书馆还未对学校师生开放。父亲就偷偷的告诉韩老师，把这些书拿出来给我们看。韩老师不敢，父亲说怕什么文革都结束了，文字牢很快会打开的。
于是，我们姐弟在识字的过程中，就开始读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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