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沦落到在别人的宿舍里打地铺过夜的地步了，这是贫乏的物质生活给我带来的困窘，但我仍感动于自己不算太差的命运，起码还没有沦落到夜晚露宿在城市街头的悲惨境地。我现在突然明白，人有时会困于自己对生活的无奈而降低生存的标准，但我更认为这种无奈也许会成为为以后理想地生存而蓄势的一个过程。
睡地铺的第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独自站在曾经大学里千人礼堂寂静的前台上放声高歌，唱的是那首我最喜欢的beyond乐队的《再见理想》：
心中一股冲劲勇闯
抛开那现实没有顾虑
……
唱着唱着，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随着沙哑的歌声一起飞舞起来，礼堂突然变成了空旷的原野，原野的地面上有黄色的小花正在努力地绽放，湛蓝的天空中一只矫捷的大雁从我头顶极速掠过，一直飞到我梦的尽头。
第二天清晨，我带着满足的微笑醒来，于是，我开始不停地四处奔波。去追逐什么呢？我只知道它有个迷离的名字，叫做：理想。一个可以使自己充实和快乐的理想。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已经记不起是哪位伟大哲人所说的话了，我自命为上帝的宠儿，因为我头脑简单不会去做复杂的思考。“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我不愿做一个‘恨’的战士，我更要做一个‘爱’的使者。”余杰在《压伤的芦苇》中如是说。于是，“四处去奔波”、“宗教式的博爱”成了我大学毕业以后的人生信条，这是从那个梦里得到的。
另外，我还为自己取了笔名为“爱无界”。也许，奔波就是我的充实，博爱就是我的快乐。
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不断地奔波和停歇，背上的旅行包里装满了生活必需品，还有那本我无论去哪都要随身携带的精装版《ontheroad》（《在路上》）（它出自二战后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凯鲁亚克，他的作品曾经激励过众多在物质迷离中垮掉的青年在精神上重新崛起），手里的数码相机已经是停产的品牌了，而且还是朋友赠送的。我走过了很多不同的路，在不同的房间里打过地铺，我的流浪生活能这样不间断地持续下去，委实得益于不同的城市里不同的朋友的恩赐。
身上的手机不停地响起，是关心我的不同的朋友打来的，他们都发出同样的询问：“你在哪里？”我的回答只有很简单的三个字：“在路上！”如果他们再问起其他的问题，诸如：你在去哪的路上？你去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等等，我一律把回复也概括为三个字：“不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是用这三个字来回复，因为我不想对他们解释我的那个梦境。知趣的朋友听到回答后沉默一阵，然后，无声无息地挂掉电话，从此以后，我的手机也变得长久地沉默起来，我感激朋友们对我的理解。
也许，这样回答朋友显得很自私，但是，如果一个理想变成一群人带着功利性去追逐的东西，那么理想就变成了世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自去追逐的理想。
我想去内蒙古看看大草原，但身上没有旅行的钱。记得前些时候，在内蒙古做事的朋友经常间隔些时间就会给我寄来一些贺卡，上面印的是内蒙古蓝蓝的天，内蒙古的大草原和羊群，内蒙古居民点的蒙古包，还有跳着舞的美丽的内蒙古少女。贺卡的背面也经常会写上一些简短的扑朔迷离的话，但我从来不去思考那些话的深层含义。我把贺卡一一收好，放在一个小袋子里，以便随身携带。
人把生活的标准降低到只要能生存这个最低的层次，可能是因为两个不同方面的原因吧，一个是对生活已经彻底绝望，但仍有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一个是始终对生活充满希望，把只要能生存暂时当作生活标准，为自己确立一个低调的起点，心中纵有阴霾尔后也会转化为生活的坚韧。生存的最高境界大概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生活都能尽情去享受它吧！
为了什么去生存？我已经不再去思考这个复杂而又世俗的问题了，那样活着太累。我依然每天早晨醒来打点好自己的行囊，然后，一直让自己行走在路上。去什么地方？去寻找什么具体的东西？其实我自己也真正地不知道，但我很充实，很愉快，目的已经达到，所以用不着再去思考其它的问题，在奔波中我找到了自己声明暂时的真谛：精神的疲惫大于身体的疲惫和物质的贫乏之和。
这些收获的前面大概就是理想的脚步吧！
我的旅行没有去纽约那样的浪漫，大多数情况下是依靠火车和地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我喜欢车站上分离和聚合的场景，而且不止一次用相机拍摄下那种零碎的记忆，但我不希望这种场景发生在我的奔波旅程中，我拒绝任何人给我送行，也会悄无声息地突然踏在某个城市的路面上。这些日子，车站已成为我声明过度的港口，一个人的港口上空永远都会是湛蓝的。
有一次，我怀着淘金似的憧憬走到了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在我踏下列车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却夺眶而出，站台在我的眼睛里变得模糊起来。我为什么流泪？是因为对这个城市的陌生吗？至今，我还是没有想清楚，只记得那一刻许多莫名的忧伤一齐涌向我的心头，但也仅仅是那一刻。我掐指一算，离开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我始终摆脱不了自己的恋乡情结，离家乡的距离越远恋乡情结就越浓烈，毕竟我的根是永远扎在华北平原那片黄土地上的，但我知道这在我流泪的缘由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那几夜，我一直住在那个城市街道办事处的游民短期收容所里。因为当时我丢失了身份证，晚上十一点多在寻找价钱比较便宜的旅馆时碰上了城管局的巡警，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就被他们带回了收容所。他们询问了我一些简单的问题，开始我并没有急于向他们解释我不符合被收容的理由，因为我意识到没有身份证旅馆没有法子住，当时找旅馆时我却忽视了这件事情。后来，想起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应该感谢那个城市的治安，要不我连收容所也没得住了。
收容所能住宿的地方就两个大房间，男间和女间，男间里只搁放着几张大床，床上有些简单的铺盖，另外，屋里的顶上还吊着两台吊扇，转速已经放到了最大，但仍然驱赶不了屋里的闷热和汗腥味，而且吊扇都已经陈旧了，不停地发出有节奏的“吱呀吱呀”的响声，屋里有八九个人，有新被收容进来的，也有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三夜的，在他们身上都烙刻着不同年代生活磨难的印记。尤其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那间宿舍里一个八九岁大的小男孩，第一夜我刚走进那间房子时他已经在一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