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与讨论自由一章，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意见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对于人类精神福祉的必要性。碍于字数原因，这里只讨论其中的第一条理由。
第一点，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据我们所能确知，那个意见却可能是真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假定了我们自己的不可能错误性。
在这一方面，作者又引出两个分论点：一、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P20）在谈及危害时，作者甚至断言：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剥夺，对后代和对现代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保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P19）然而，可悲之处在于，那些反对者对被掠夺的事实一无所知，甚至乐于成为掠夺自己的一份子。在第三章中，作者已说明，敢于秉持“异端邪说”的人极可能是占社会很小部分的具有首创性的天才，而那些反对者却可能行将沦为唯习俗是从的，毫无个性和思想的机器。
不应窒闭一个意见的原因在于，“假如那个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误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P19）作为对舆论的主要控制者，常常被少数人控制的政府，当它本着自己的判断和责任否认一个意见的真确性而压制这个意见时，它自己却不是不可能错误的；当它确信一个意见谬误而拒绝倾听一个意见，将确定性与绝对的确定性混为一谈时，它便冒认了不可能错误性。
然而，这里有几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政府是否真的有权威去代替全体人类决定问题，并把每一个别人排拒在判断资料之外？假设在一个宪制的国度里，政府与人民是完全合一的，人民或者代表民意的政府运用这种钳制意见的权力是否真正具有合法性？作者的答案是：不合法。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坏的政府较有资格来运用它，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更加有害。假定全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全人类沉默较可算是正当。（P19）至于文革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斗对这两句话的佐证，我不想在这里过多赘述。
其实，对于讨论正当化的束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个“乏于笃信而怖于怀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之确信某些信条为真确不及确信若无这些信条便不知要做什么那样多——要求一个意见应受保护以免于公众攻击的主张，依据意见的真确性少，依据它对社会的重要性者多。须知，时代本身是不可信的，他不比个人较不可能错误一些。（P21）其次，将束缚讨论的正当化问题说成问题不在教义的真确性而在其有用性的目的，是借此迎合它自己而逃避自许为对于意见的不可能错误性的裁判者的责任。将意见的功利性代替其真确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正是其功利性的一部分。作者直言：“假如我们想知道要相信某一命题是否可取，试问，我们可能全不考虑到它是否真确吗？在不是坏人的而是最好的人的意见说来，没有一个与真确性相反的信条能是真正有用的。”（P26）由此说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的真确性确实值得商榷了。
在阅读第二章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作者一个前后矛盾的地方，当然很可能是笔者断章取义、管窥蠡测了。作者在论及那些坚守信条而“忠诚”卫道的主演者时说道：“那些主演者，在一切方面看来，实在并非坏人，并不比普通一般人坏些，而且毋宁正是相反；他们具有充分的或者还多少超过充分的那个时代和人民所具有的宗教的、道德的和爱国的情感。”（P29）但其后，作者又言：“须知人们之热心于真理并不胜于他们之往往热心于错误，而一使用到足量的法律的或甚至仅仅社会的惩罚，一般来说对二者便都能成功地制止其宣传。”（P33）既然上述那些具有超过时人“宗教的、道德的和爱国的情感”的人如此易于制止，并且追求错误如此义无反顾，那么他们捍卫“真理”的动机和道德感的高尚程度便值得考量了。或许是我受《联邦党人文集》中“危险的野心家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结束”一句影响太大，并且受中国的历史熏陶很久的缘故吧，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国人的。但公共权威对言论和思想的轻易遏制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政府的管控和社会的诋毁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寒蝉效应，“为知识方面这种平静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P38）
这篇文末，我想用作者的一句话作结：“在这种事态之下，只能找到这样一类的人，不是滥调的应声虫，就是真理的应时货，他们在一切重大题目上的论证都是为着听众，而不是自己信服的东西。”而这“听众”是谁，却也值得我们每人深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