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经风霜的祖国正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跋涉、奋斗、开拓、前进。民族复兴是综合国力的复兴，也包括文化的复兴。所以学习、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为此，文化界、教育界、新闻传媒使出浑身解数，进行着很大的努力。开课堂、办讲座、出专辑、搞访问。专家学者热情空前高涨，出入于电视网络，笔耕于报纸杂志，著书立说、扶微继绝、标新立异、探微钩沉，挖掘传统经典的精髓要旨。多少人撑着衰弱之躯，顶着苍苍白发，笔耕不辍，呐喊不止。为推动经史典籍的学习活动，为提高民族文化素养，破浪前行。
以经史子书为代表的先秦经典存世几千年，源远流长，后人为经典之传播而作传记、注疏、阐释、考证、索引等等，汗牛充栋，多而繁复。今人讲经说史，想要超过前人的见解，确实很难。“语不惊人死不休”，知难而进方有学者风骨。讲学布道，说古论今，需要创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创新需要标新立异，但标新立异却必须言之成理，令人信服，而不可凭空臆造，随心所欲。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臆造在专家学者教授们的口中、笔下时有
所见。
略举数例如下。
上海电视大学教授鲍鹏山，一位充满激情、笑容可掬的老师，讲孔学。讲到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时说，孔子有哪些欲呢？鲍教授说，孔老先生的欲有：1、爱自然。“智者乐水，仁者乐山”。2、爱艺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3、好古文化。梦周公好周礼，“信而好古”。4、自我道德修养。“五日三省吾身”。鲍说，这就是孔子的欲，孔子是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根据鲍教授的这个说法，孔子的欲，都是符合礼的规制，符合道德要求，很高尚的欲，很纯粹的欲，好像孔子一生下来就是圣人似的（孔子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等到七十岁，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呢？如此高尚良好的欲，只有程度深浅之分，却不会有逾矩不逾矩的问题存在。这样看来，这“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话如果不是无的放矢，就是惺惺作秀了。在下不明白鲍教授是为“替圣人讳”，还是为自己的标新立异，而故意隐瞒了历史事实。就凭在下的孤陋寡闻，尚且知道孔老先生的欲绝不止这些。比如，他好佳肴美酒，“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不及乱”。他好富贵，“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好做官，“从政”致仕，“待价而沽”。他好美女，“子见南子，子路不说。”他好骂人，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樊迟请学稼，“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这些难道不是他的欲吗？唯其有如此多的欲，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的欲，所以时不时地可能出现“逾矩”的情况，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以周礼约束自己，直到“七十”岁时，才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一位涉猎很广、和蔼可亲的老先生，讲《易经》。在引用《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时，别有一番解释，十分离奇难明。他说，这里的“朝”并非早晨，而是现在，“夕”也不是晚上，而是过去。“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现在认识了新的道理，以前的错误譬如昨日死。否则，早上闻了“道”，晚上就死了，那谁还敢“闻道”？够标新立异了吧。可这位老先生胆小怕死的观念，恐怕有违孔老先生的圣教和华夏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呢。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为仁不惜牺牲生命，闻道而死有何不可？况且，“朝闻道，夕死可矣”，并非因为“朝闻道”，而导致“夕死”。是说，闻道的时间很迟，迟到接近死亡的时候。即使很迟，闻道而死总比未闻道而死强。也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意思，不可因年老而辍学。大概只有见多识广
的教授先生才会理解为，早上闻道，晚上就死吧。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死并不可怕，人民自古不怕死。司马迁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伯夷、叔齐为自己的信仰而饿死在首阳山上，被孔子赞为贤者；尾生为自己的承诺抱桥柱被溺死，流传至今；商鞅为改革而死，韩非为学说而死，皆“死得其所”。“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千百年来，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众、为理想、为道义，慷慨赴义，视死如归，“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如果都如曾先生所说那么怕死，哪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和“沛然塞苍冥”的浩然正气？！
国学家翟鸿枭，讲“国学中的管理之道”时，对“義（义，下同）”字作如下解释，義，上面是人民币的羊角，下面是我，有很多钱的人就是義。这也太离谱了吧，仓颉造字时就知道几千年后的华夏子孙会发明和使用人民币？不知是仓颉比神仙还神，还是翟先生比荒唐更荒唐！《说文解字》释“義”说：“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徐铉注，“此与善同意，故从羊。”“義”即好的仪表，又有善良的意思。后引申有合宜、正，执仗正道，如“仗义执言”，可怎么也找不到有钱（利）的意思来。孔夫子总把義与利放在对立面，如“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如果義和利是一家，那君子和小人就是兄弟了，又何须麻烦他老人家花大力气予以区别呢。也许时代不同了，今天我们不必再讲君子和小人了，姑且让他们做兄弟吧。但还是有问题，翟先生分明是说“有很多钱的人就是義”，即富人有利才有義，穷人无利也无義，还是捏不到一块儿。想当处，刘、关、张，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穷得叮当响，岂不是无利也无義吗？罗贯中为什么要让他们桃园三结義？无钱（利）之人，義从何来？依稀记得红军过凉山时，刘伯承将军曾与彝族首领義结金兰，那时的红军四面受敌，很穷，无利可言，義又何来？而今上了福布斯富人排行榜的大款们有资格大谈義字了，然而，他们却不屑于“桃园三结義”，他们结成的是“价格联盟”、“垄断联盟”，是掏民众腰包的联盟。这样的联盟充满了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哪里有什么義字可言！这就是翟先生所谓的富人的利和義，穷人无利便无義，活该如此。
还记得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语录标签盛行，把经典思想教条化、庸俗化。而今学术界似乎也有如此这般的风气抬头。听过专家教授（如易中天、潘知常、鲍鹏山等）说三国、讲红楼、谈水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