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情？社会上对二者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是在主流宣称“法大于人情”的社会背景下。
通过长时间对中国法律的观察，必须承认：中国的法律似乎更加秉承了“人性本善”的传统思维，从此导致中国，从古至今的法律特性中存在了相当成分的人情味。这也是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最本质、最特殊的区别之一，较西方国家的法律相比较而言，更多考虑了人性原恶论的优势就在：从本源上遏止了法律面前讲求人情的衡求点，更多的保障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原则。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基本面的南辕北辙，是成就有中国特色法律最不同寻常的一面，而如此之特，实在也叫人苦笑不得。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对于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以及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等五种情形，符合相对不起诉的质量标准部分，可以依法决定不起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标准”的解释，笔者认为：如此标准到底是在定义人情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情？显然，最高院也是意识模糊的，也许更是在自相矛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宗旨，更是被出台的这部戴着（试行）帽子的法律“标准”所嘲弄讽刺；不难看到中国式人情对法律设计的影响。制裁惩罚是法律设计的结果，很难想象在法律设计阶段就出现“人情冷暖”的影子，更不必隐讳制裁惩罚结果的人情裁决。因此，这部（试行）的标准，从本质上来说，就已经违背了法律的初衷和宗旨，也与国家和公民的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规定相悖。因此，必然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又一败笔。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还有不负责任的媒体出来辩护，称：《标准》是在响应和谐社会理念，有“扶助弱势的人文精神”考虑。笔者认为：舆论的诟病就在于此，该类辩护在最近几日不乏少见，其秉持的观点基本围绕“扶助弱势”、“更加响应和谐”的中心，虽然其立足的本质是好的，但是必须正确认识，司法是“处罚犯罪或裁决私人争讼”的权力，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司法决不能为社会责任买单，很明显诸多媒体津津乐道的精神和观念，全部应该是社会责任的范畴，与司法无关，司法所考虑的是人人平等原则以及法大于人情的公正，违背这个立场，司法存在本身就会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司法无责也无权为悬殊的贫富差距、匮乏的社会保障买单”。
那么，在原则明确，定义清楚的基础上，为什么会继续出现与其相悖的法律设计？笔者分析：这还是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定者和建设者们”，难以规避和肃清“法与人情”的两难选择，而“痛苦中庸的哲学”。到底是法大于人情？还是人情大于法？没有人能最终给出确定的答案。中国的法制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法律一直是在这个旋涡中左右逢源的，因此追究本身已经丧失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