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说中国文化和社会状态是停滞和静止的。看来，我们几千年来对自己的文化的自豪与自美，局外的人是无论如何都弄不十分清楚的。
我们一直是在发展中循环，在循环中发展的。以血缘为本体的伦理文化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导致了几千年从家到国的专制主义。我们今天之所以仍然在维护着这种传统文化，是因为哺育了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它已经深入于我们的骨髓，说我们把它理想化了，是什么文化守成主义，太不了解这个民族了。
判断一个民族文化优劣有许多标准，主要的是得看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
如果缺乏以上重要因素，而只拥有太多别人没有的东西，比如超级魅力型的“清官”或“领袖”，比如信息环境的自闭，比如被执政者垄断的意识形态灌输系统，受控制的个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还有，因不顺从而必然受到制裁所形成的恐惧。
曾经，几千年的制度是非人的，它制造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产生理性、正义和文明。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非程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导致了三千年的专制、腐败和黑暗。在千载不变的兽性之下，是一群微小而自卑的蝼蚁。
据统计，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占了超过一半的历史时期，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达十多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又被忘却。各种强人逐鹿中原，最终目的就是都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一人独裁”，连续演绎活生生的人吃人史，从来不敢想也不愿想用另外的什么方式来取而代之。
论经济，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跟后来靠剥削农民和城市平民，来维持大都市的区域式“繁华富裕”的做法是延续的。我不知道这一共同点，两千多年来什么时候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
论科学，追求真理、寻求真实的学科研究，在避讳文化、专讲“道德”的文化环境中根本无法诞生科学。有的只是连篇累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化文字，所谓科学，只是一些技术，自认能够拿得出手而被津津乐道了千百年的只有内容幼稚、用途荒诞的“XX发明”了。
当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权、发展议会民主时，中国的专制却愈来愈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还可坐而论事；宋时就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清朝，只许跪着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称“奴才”。
生产奴才的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最阴暗的文化，这种历经千载不断强化出来而被我们一贯保持的卑微文化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永远只有通过效忠权势、服务国家才能获得成功感和价值感的文化。
伏尔泰的名言“我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是我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已成为普适准则，这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却是找不到的。在传统的扼杀个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
中国改革开放有年，尤其是进入互联网社会，以前是只要愿意，现在是只要设法，个人已经可以获得大量历史与今天的真实信息，然而，XX政策一以贯之，丰硕成效明眼人都是可以看见的。
部分中国公民签署并发表了《XX宪章》，依据联合国《世界XX宣言》和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两个XX公约，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否正确是否可行当然可以讨论，当事者也期望能够有严肃认真的讨论。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呢？
在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载明：“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公约的XXXX签署者是否真的读过这份文献，实在令人怀疑。
真的进步了吗？这些进步有多少已经是不可逆的？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状态停滞和静止之说不对，那我们只好将之界定为重复和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