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再次引起人们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其实，自杀事件每天都在频频发生，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瘟疫和人道主义的灾难。
有资料披露：全球每年有100多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自杀未遂则更多，为自杀死亡数的10-20倍。我国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每年约23-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每2分钟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比照国际标准，我国已成为仅次于日本和韩国的又一高自杀率亚洲国家。另据我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披露，自杀已经成为继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意外死亡之后的第五大死因。在15-34岁死亡人群中，自杀成为首位死因。近年来，中学生、大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他们正是青春好年华却从此走上不归之路，令人十分惋惜。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和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今天，为什么自杀会出现逐步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又说明了什么？
也许弗兰克（奥地利心理学教授）在《活出意义来》中所述的一些文字，能在一定程度启示我们去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人的寻求意义与价值可能会引起内在的紧张而非内在的平衡，然而这种紧张为心理健康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我要大胆地说，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
“突如其来的绝望，减低了他身体上抵抗传染病的能力。由于对未来的信心及活下去的意志皆告瘫痪，身体对病毒便毫无招架之力。结果，他只好一死了之。”
“看不出个人生命有何意义、有何目标，因而觉得活下去没什么意思的人，最是悲惨了。他很快就会迷失。”
“要鼓舞营中俘虏活下去的勇气，就必须为他指出一个可堪期待的未来，必须提醒他人生仍大有可为、有待开创，并告诉他也许有个人等着和他团圆等等。”
……
从弗兰克的文字里，我们至少领悟到：自杀源于人生意义的匮乏或缺失。从自杀者留下的遗书文字来看，他们反复提到的人生感受就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生不如死”、“活在这世界上完全是多余的”、“活着没有意思”等。自杀不久的女研究生杨元元曾感叹:为什么知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人生意义的匮乏最直接的反映——在她的意识里，一个原本可以期待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未来灭失了。可以认为，正是生命的无意义感吞噬了她生命的希望。
自杀者的行为乍一看是个人性格的表现，实际上却是从属于一种社会条件的，是该社会条件的外在表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当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可以说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这种转型，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传统价值合理性逐步丧失，而新的价值合理性的重建十分艰难。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现代社会正处在一个信仰的低谷期——不仅有信仰的人数在减少，就是那些宣称自己有某种信仰的人，对于信仰之物的态度也远非精神性的而表现为物质性的或实用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与信仰的低迷相伴而生。极端个人主义恶果，导致社会亲密关系的逐步解体。在个人遭遇意义危机时，社会亲密关系的还能够给人以宽慰、开导、支持、帮助，不幸的是，信奉个人主义或受个人主义支配的人们努力地在个人身上寻找价值生活的依据——“我为自己活着”，误将人生意义等同与人生价值，以为占有得越多、价值目标实现得越大，人生就越有意义。
如果说自杀果真源于人生意义的匮乏，源于作为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合理性的丧失，那么，我们的社会教化对于干预自杀，预防自杀问题的日趋严重应该是大有可为的。它的一个基本作用是：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不断获得或重建价值的合理性，获得或重新体验到生活的意义，获得或重新寻回生活下去的理由与根据。正如弗兰克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弥漫着无意义感的时代里。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里，必须仰赖教育。不仅为增进知识，而且要纯化良心，使得人人皆有足够的聪明，以便能够辩明暗藏在每一个个别情景中的要求。”
因此，时代给我们的社会教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和严肃的任务：通过富有人性化的宣传、教育，引导和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产生“人生无意义感”的社会因素有全面了解和深刻把握，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分析和改变，将“社会性的自杀倾向”及其对个人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值，从源头上为价值合理性的获得或重建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让人们真正懂得：“如果我们不愿坠入这满是刺激的潮水中、不愿堕落到某种全面的杂乱之中，我们就必须懂得区分出什么是本质的、什么是非本质的；什么东西有意义而什么没有意义；什么可以负责而什么不行。”（注：弗兰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