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新周刊《穷忙没有收益人》，感慨颇多。文章从两个层面分析了穷忙，一是“一个群体的穷忙”；二是“一个国家的穷忙”。
我们看到很多白领的服装穿得越来越高级，但声音越来越嘶哑、脸上的倦容挥之不去。她变成了“重要人士”而非成功人士，每个人都很需要她，上至大老板，下到某个活动的参与者，她看起来像被利用的对象，被反复利用、无度地利用，她自己一定也时时有这种感觉，并不断淡化这种感觉。假如不工作，她将一无有，而工作，并没有给她催生更多有意义的事物，反而是一剂衰老药。她们只是穷忙族的一个缩影。
破坏性地使用自己的发动机和轮胎，并从中感到自我的重要性、获取他人尊重、满足成就感，这是否可以看作是穷忙族的依赖性心理呢?
穷忙族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象，尤其是当中上收入者亦有穷忙之惑时，这个群体已经有扩大成阶层的危险了。
别以为穷忙族尽是些年轻人，日本战略专家大前研一在接受台湾《商业周刊》时说：“你的薪水最高峰，平均是在40岁左右，过了这个尖峰，便鲜有机会升职或加薪。你也别再以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还会回来。”
三年前，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来北京时，就借本刊探讨过“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话题，没想到，3年后，这个群体的形态从萌发到壮大，卷进来越来越多的大众。外界看来，这个群体类似于“清晰度低、参与度高”的冷介质，但其实环顾四周，你、我、他早已被网罗其中。
陈志武将逻辑归结于两点：一是制度性的转型，像巨大的离心机将一些人沿着抛物线扔出了资源分配的核心；二是金融市场的缺失，如果不将万事万物证券化，万恶的资本主义以及邪恶的财富都会与你失之交臂－－人赚钱只能从穷忙走向富忙，钱生钱才能把一切资源估值变现，包括你的情感、忠诚、创意都会成为向银行透支的信用，让国家和金融寡头为次贷危机买单。
自《世界是平的》之后，社会学的研究迎来了第二次转变：第一次是固态社会学，基于人类学和相对稳定的区域社会学，就可以使社会学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建构；但这在全球化的冲击之后远远不够，人们要迎来社会学的第二次革命，一个液态的社会学研究形态正在出现，人们要在互为因果、互相印证、互相指认、在流动与不确定性的液态社会下，去找到一个漂浮国家的新的理论支撑点，是的，我们都漂浮与依附在这个社会的膜性结构的表面，进入不到核心的资源分配中去；而一个气态社会的来临，难道要等到下个世纪？国家主义的樊篱被打破？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形成使得大同社会的初露端倪、乌托邦的幻象成真？人们的争端与吵吵嚷嚷只集中于文化与艺术的领域？地球村的预言第二次从社会结构上得到体认？
当一个国家处于穷忙之中，就像发动机空转而车轮没有前进一样，这就是需要警醒之处：一个上行社会阻滞于“下流化”的节点。
国家不富，人民不安；人民没赚到钱，国家也不会答应。穷忙没有受益者，液态社会中，财富外流的速度超出想像，人人都在烧钱，人人也都在纳闷钱烧哪儿去了。
比穷更可怕的是穷忙。比穷忙更可怕的是没有受益人。资产缩水、货币通胀、事业遭遇瓶颈、人生碰到天花板，财富在分配、转移之后迎来第三个象限：蒸发。富者没有更富，而穷者变得愈穷。
一位中产阶层人士惊呼，别说老百姓了，我自己都处处能感受到生活资料的压力：手机在降价，但手机变成快速消费品；电视在降价，但高清电视并不便宜；汽车在降价，但汽油在涨价；挣钱容易，花钱更容易，贬值也更快。GDP代表你很忙，人均GDP代表你很穷。
所谓的人生理想，无非有两条通道：对物质与艺术的创造、享用与占有。心灵充裕、财富充裕。我想，没有人不认同这点。就连写出《瓦尔登湖》的梭罗也莫出其外，只不过他将自己的那间茅草屋看得比金矿还重。穷忙族容易演变成埃里克。霍弗所言的“狂热分子”，当人们从“分内”的“事情”中得不到自我满足时，就会倾向于向“分外”的“事业”中去寻找归属，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社会性问题的出现。又有多少人能做到：“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志者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