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授冯骥才的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又一次震惊于那个变态时代扭曲了的芸芸众生的无知、残忍。
小说描写的是60年代发生在团结楼里的不团结的故事，悲剧缘于一对夫妇身高的不和谐，身高1.75米的女人为什么会嫁给一个身高1.58的男人？为了寻求答案，以裁缝老婆为首的市井闾里的众生盘算起他们来。因为这女人不会生孩子吧！但事实向来不给任何人留情面，高女人怀孕了。后来他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地发现这个男人是某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每月薪水180多元，那可是六十年代的工资啊！答案终于找到了，原来这个穷娘们爱的是侏儒男人的钱。这事要是放在当下，就像人的新陈代谢一样太正常了，可是那个时代不行。为钱而嫁，那是人生观出了偏差，价值观出了问题，一定要在群众的监督下改造的。要改造，先得给他定个大罪名，于是，团结大楼的婆娘们说他每天晚上偷偷地把研究成果写成书，再把这科技情报献给外国资本家，听起来这是个多么荒诞不经的说法，但在当时居然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于是他居住的团结大楼的人们开始贴标语、喊口号、不亚于娶亲般地热热闹闹地批斗起他们来，之后又以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把矮男人投到了监狱。
矮男人出狱后不久，高女人换上了脑血栓，之后就离开了人世。
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代，我也亲历过。
记得当时我们住的居民楼里有一位厂长，每天晚饭后，居民们都要批斗他，当时他的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自己年纪小，根本不明白这罪名的含义，依旧不避嫌和他的女儿是最好的伙伴，去他们家的时候，厂长经常把一些糖果分给我们吃。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别说吃糖果，就是看看也可以大饱眼福了。有一天，我正欣喜地拿着厂长伯伯送给我的一颗红糖块儿，出门的时候和居民委员会的女主任撞了个满怀，她看着我手中的糖果，就像葛朗台临终前看着十字架上的金像，目光中迸发出的是有几分血腥的贪婪，她夺过我手中的糖果，如获至宝地收起来，批判厂长的时候，这又是一条新证据——用糖衣炮弹拉拢腐蚀青少年。还绞尽脑汁利诱我站出来批判他。当时年龄小，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运动，但我知道，好孩子不能撒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的不配合，迁怒了她，不甘于就此失败，之后，她纠集了其他居民楼的劣迹少年，对厂长施以武力。几个半大男生把一摞砖头放在厂长的头上让他顶着，还得半低着头，但砖头不许掉下来。这种恶作剧随着每晚的批斗会不断升级，最令人目不忍视的是，一天在批斗会的现场，一个男孩子撒了一泡尿，在一群劣迹青年的威逼下，厂长当众喝下了。这个场面，让我落下了厌食的毛病。
若干年后，当年那位叱咤风云的居委会主任和《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的女主角一样患上了脑血栓，不一样的是，凡是认识她的人，看到她这副样子，多少都有些幸灾乐祸，而在我心里默念的始终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再见到我儿时的那个伙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做厂长千斤时的那份高贵如今已荡然无存，那憨实的傻笑代替了所有的语言，我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够重新把我们的感觉连接到一起的话题，面对着经常出现在梦里用心惦念着的故人，有的只是俩俩相望，而在她那木然的神情里既看不到惊喜，也看不到悲伤。
我知道，面对她开启那尘封的记忆已经毫无意义，但还是忍不住地问起了厂长。“他早就死了，我们下放到农村的当年他就死了。”也许时间过去的太久了，她的语气平静得令我不寒而栗。
记忆这东西真的很可怕，想记住的东西很多时候常常力不从心，想忘记的偏偏又无法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