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被地主杨龚秉收养，拜继在大太太名下成为杨家的长子。在旁人眼里，他成了少东家、后继的掌门人，而实质上，老爸在杨家只能算是彻头彻尾的长工领头人的角色。
杨龚秉虽然身为地主，但他和老爸当童子军时，参加苏维埃政府镇压的赵老四等地主有着很大的不同。杨龚秉家那几十亩田地都是从他爷爷那代人开始，靠自家苦挣苦攒才得来的，出租收租也公平合理。几十年的艰难创业，使杨家养成了为人和善，勤俭节约的家风。就拿杨龚秉来说，他的家里从不养闲人，七十余亩田地，一半出租一半靠自家耕种。常年也只雇两个长工，农忙时就雇相应数量的短工突击。为了把那几十亩田地精耕细作和雇工们不偷懒，杨龚秉每日里都要亲自带着雇工们劳动。作为一家之主的杨龚秉，既要对家务运筹，又要对耕种的事身体力行，那家务还是够他操劳的了。老爸进入杨家两年后，已完全掌握了所有农田和作物的备、耕、种、收等农务节令，人也成熟了起来。到第三年，杨龚秉就基本把带领雇工耕种收割的事务交由老爸去做。后来见老爸做任何事都很用心也让人放心，和雇工及邻居们相处得也很融洽，便把出租收租这些较难处的事情也交给老爸去做了。老爸在做这些家务事时，虽然年纪小涉事少，但他悟性高，为人谦和处事公道，被租的人也没什么可说的。看来我读小学时，课本中那些个地主老财欺压百姓，无理蛮横的形象在杨龚秉的身上是没有的，在我老爸身上那就更是没有。
成为杨家长子的老爸，取名为杨善定，二太太的儿子取名为杨善国。在老爸拜继给杨家的第二年，大太太真就生下一子，取名为杨善安，之后又得一子取名为杨善邦。按辈份的“字派”取名，后一个字连起来正好是“定、国、安、邦”(现在人们取名都不讲究家族辈份的“字派”了，虽然都是独生子女，那“字”也组不出什么寓意来，但我觉得家族辈份的“字派”还是应当延续的，这可是中华民族的百家文化阿)。这样的排名组合，说明杨龚秉他老人家当年还是很有宏图大志的。可是他万万也没想到，正是这宏图大志给他和他的家人以及家业带来的不是振兴，而是万劫不复的灾难……如今我和老爸聊天时，他就会随着杨家老人给其四个儿子的取名，走入那久远的往事之中。
杨龚秉本想将带领雇工劳作等这些面上的事交给二太太的儿子杨善国去做，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家庭的脸面之事。脸面上的事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去做，那心里总是熨贴些。可杨善国自小就是那种扶不起的“阿斗”德行，尽管这样，杨善国在其父亲心目中的份量也要比我老爸重得多。比如每亩地的租金定多少，雇工们的劳务费(以粮食作为交还)付多少，家中添制些什么物件等等这些舵把之事，杨善国的话语分量就比我老爸的话语分量要重得多了。血浓亲情那总是不一样的。老爸在杨龚秉的心里无非就是持家创业的得力将才而已。所以，自打他把耕、种、租、收等家务事交给老爸之后，杨龚秉每日里手中总是拿着坠有烟荷包的旱烟袋，背着手东走走西瞧瞧，有时对看不顺眼的事动动嘴，真正地当起了运筹家务的掌门大爷。
老爸小小年纪就能在农耕事务上独当一面，实在令我们这些晚辈们佩服之极。记得在文革时，我的老家生产队，几届队长都没能带好的穷队，老爸当了一年的队长，就扭转了局面，饱了社员们的肚子，我想，这与他在杨家带领雇工们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吧。
老爸在杨家很卖力也很尽力，他这么做并没想要取代杨家什么。老爸是个很纯朴和知恩必报的人，杨龚秉在他生命垂危时救了他，他只想着尽力地感恩杨家。老爸除了尽心尽力地，带领着长工们对庄稼地精耕细作外，还常常得空时就从邻居们那里学得篾匠、木匠、石匠等手艺。这些手艺活看似不怎么样，可在农村却是一样都离不了，比如那篾匠手艺，农家要用的背篼、簸箕或是洗锅用的涮芭等，都是极容易坏掉的，有时补一补就可再用。如你连篾条都不会划，就甭说对那些易损的篾器进行修补了。要是那样的话，还怎么能勤俭持家呢。地里的农活忙完了，老爸就在家中做起了这些修修补补的家务活。杨家场院原本阶沿不整、院坝不平，经老爸半年多抽空闲时间一收拾，缺斜不齐的土阶沿被整齐平溜的麻条石取代，凹凸不平的院坝也被老爸夯实得平平展展。场院边还做了排水沟，下雨天场院再也不会有积水了。就是女人们扯猪草用的背篼和镰刀以及洗锅用的涮笆等家什，经老爸一拾掇，用起来就得心应手。再后来老爸又学会了舀纸的手艺和改良插秧的水稻播种新技术。手工舀纸，是用竹浆生产的一种草纸，也叫“火纸”，现今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仍还有人生产着这种传统纸。不过现在的草纸都是用作敬亡人的冥币或是庙会拜佛用，而那时的草纸除了这两样用处以外，更多的是用作写字。在我读小学时，写毛笔字都是用的这种纸。水稻播种技术的改良就更是一大发明。按常规，秧苗插入稻田后，前后得十来天秧苗才能由黄转青进入拔苗的生长阶段，老爸从扯秧苗易断根和扯苗时淘掉了秧苗在母田里附着的肥泥，才引起了再入土的秧苗由黄转青这一过程中悟出，如果能不伤及苗根又保持根须上附着的肥泥土，那秧苗不就可减少这由黄转青十来天的生长周期么?这样一来，水稻就可提前近十天收割，而这十来天恰是秋后洪灾的泛滥之时。能提前收割就躲过了这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岂不安哉?于是老爸带领雇工们发明了一种水秧旱育的“铲铲秧”技术，即把在水田里育种的秧苗育在旱地里。由于是水稻，从育种入土到移栽这期间，那洒水的事情就很磨人，每日得两、三次或好几次洒水保湿才行。到移栽时，得用专制的一种铲锄，从秧苗根部下方一寸左右的深度连肥土一并铲起秧苗，分窝插入泥茸不淹的水田中。这样，虽然耕种过程麻烦了些，可那秧苗下田后，头都不回就往上长。后来这种改良新技术被很多农户所效仿，延用到八十年代初期改种“寄秧育苗”时，才再也没人种“铲铲秧”了。
老爸在杨家，不但领着雇工们对庄稼地精耕细作连年丰收外，还为杨家开办了一个在当时来讲规模不算小的手工舀纸作坊。老爸利用农闲时生产草纸，一年下来，光那草纸作坊的收入就能抵上十多亩地的收入。老爸的功劳让杨龚秉喜不自禁，并积极为老爸定下了婚姻大事。
老爸在杨家结婚成家是1943年的农历冬月，那年老爸还不到二十周岁。实事求是的讲，当年我的母亲是很不愿意这桩婚姻的。母亲的娘家虽算不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