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子里住着几百上千的人，总有那么几个特别的，特能吹的，特能干的，特能损的，特能忍的。最让人印象深刻忘不了的，当然还是那最能传的。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有好奇心，说难听点儿就是八卦，早上遛弯儿的时候，中午歇晌过后，晚饭坐在门口凑一群人唠嗑的时候，那些家长里短就都出来了。这时，那些消息最灵通的几个人就自然成了聚集的中心了。他们就像能动的广播站一样，从村东头听来李家长张家短的，不一会儿功夫就转到了村西头，不用吆喝，只要往哪儿一站，自然就有人凑过去，于是他们就把听来的的事儿说出来，还不忘添油加醋，再加上自己的见解和总结，然后，又把这边人们的说辞传回村东头。这些人就像“活广播”一样，每天不厌其烦地“工作”着。
我的街坊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姓李，不过特殊一点儿的是，他是位老师，七十多岁，在村里的小学教了三四十年吧，我爸和我都教过。不过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每月拿着两千多的退休金。他没有儿女，只有个过继的儿子，平时也没人伺候，就中午去儿子那吃顿饭，其余时间就一个人在老房子里过。
李老师会写毛笔字，这不稀奇，岁数大点儿的小时候都学过，不过因为他教过小学生写毛笔字，所以几乎全村的人都知道。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的，需要写账本写请帖的，就都找他，他也乐得帮人，当然一定的酬金也是要给的。而这，也成了他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农村办喜事白事的，总是提前一两天就忙活，到日子还有忙个三两天，街坊邻居一大家子都聚在一块儿帮忙，那么多人，话儿也就唠开了。谁家儿子要结婚了，谁家孩子在哪儿上班了，谁家两口子打架了，谁又要离婚了，全都在这样的场合传开了。李老师好打听，知道的也多，不管说什么事儿，他都是知道的最明白详细的，于是那些人就以他为中心开始传，传过来传过去，李老师还是知道的最多的人，等事情忙完了，他就又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满村子转开了，说是遛弯儿呢，其实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见到人就要唠一会儿，不到半天功夫，全村的人十有八九就什么都知道了。
开始人们都不在意，老乡亲聊天嘛，有什么的。李老师呢，因为人们都爱听那些别人家的事儿，他也就总能成为焦点，越发爱传了，甚至变本加厉地刻意打听起来了。可是渐渐的，人们开始避开他了，为什么呢？谁家还没本难念的经？你爱听别人家的，别人还想听你的呢，你说李老师问你个什么，说吧，不愿别人知道，不说吧，这里李老师这么大岁数，又是长辈，不好回绝呀。于是，人们开始有意躲着他了。甚至于到现在，有人和他一起待着，只听不说，一问三不知，李老师呢？还是照旧，而且嗓门很大，就在那一个人侃。
终于，人们开始厌烦了。李老师越发管不住自己的嘴了。有时打声招呼，或不经意间说了句什么，他都能绘声绘色地传遍村子里。人们开始背地里议论开了，有说他嘴碎的，有说他贫的，也有说他多管闲事的。他的儿子坐不住了，开始埋怨起他来，让他没事儿别那么多闲话，让人觉得受不了。可是这么多年的习惯了，哪是说改就能改的。渐渐地，李老师成了人们暗地里取笑的人，有时一群人在聊天，看见李老师远远地过来了，就都笑着说又有新鲜事儿听了，也有的提醒着别什么都说了，要不然不一会儿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还有的干脆起身回家了。而李老师呢，还是停了下来，一如既往地和人们东西南北地说起来。
也许是觉察到了人们异样的眼神，也许是发觉大家都在刻意躲着他，李老师好像话少了。不再见人就停下来不动了，不再半天半天地和人们天南海北的聊了，人们都觉得清净了好多。
有时还会说，总也听不到李老师的大嗓门了，大家就哈哈一笑。
现在的李老师没事儿就弄他那几亩地，虽然儿子都不种了，就那么荒着怪可惜，李老师就每天拔草施肥的，把时间几乎都用在了那儿。有时儿子会说他几句，让他别费事儿了，租出去得了，可他还是一天天地干活，每年也能产不少粮食呢。他还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辣椒黄瓜什么的，每次长成了就摘下来送给街坊们，大家都很高兴，也很感谢他。现在人们都说李老师变了，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庄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