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个身体部位令我们如此担忧，那两片鲜红的肺叶更像是两片随时开阖的定时炸弹，一旦躁动起来，我们面临的便是死亡的境地。它们是我们身理需要的第一要义，我们可以没有食物，但绝不可以没有呼吸，因为呼吸一旦停止，我们就是僵尸一具。所以，骄恨的人总是表达这样的想法：如果想要一个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蒸发，最好的方式就是切断他的“呼吸”。但是，而今的世界，不论在疾病的传染方面，还有在正常生活方面，我们都感觉到“呼吸”的困难，最终，我们都成为了软弱的人。
甲流的光顾并没有使我们大惊小怪，当我们经历了萨斯、禽流感的“二重奏”之后，甲流似乎就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对手，媒体的宣传起初十分低调，使我们相信，我们只要对甲流付之一笑，甲流就如萨斯和禽流感一样突然消失。那时，我就想起了马丁尼莫拉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告诫，因为每个人对他人感染甲流的疏忽，终究我们都会被甲流所感染，这是一种历史的悖论逻辑。好景不长，甲流果然开始肆虐起来，我们终于看到了人们关注的眼神，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人们的笑容了，因为，作为阻挡疾病传染的口罩戴在了人们的口上。
呼吸不止在身体的肺部里遭到了阻挡，在人们的口中，那白色的口罩作为二道闸门同样阻挡了呼吸。我们的声音开始变得含糊，眼神成为了表情的替补，有时只好用手比划，我们拒绝了陌生人的友好，每个人的话语似乎都带有敌意——口罩成了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大街上汇成了白色口罩的河流，人们对口罩产生了游戏的兴趣，各色口罩应有尽有，有人在口罩上绘制了不同的图案，除却美观的要求外，有国旗的骄傲，有红心的展示，如此等等。这样的情景在萨斯肆虐的时候开始流行，现在如出一辙。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能阻挡口罩的“被戴上”，那么我们就以戏虐口罩为乐。
我坐车回家的时候，看到了那些被封的学校。门口是一道道警戒线，把患病的人与外面隔绝起来，出入都要测量体温，里面的学生在活动，统统带着口罩，有的人在电子门前徘徊，露出焦急的眼神。学校的封闭正如甲流的传染一样，起初是一个，后来，二个，三个……网上的朋友传出消息，学生只能待在宿舍，不允许互相接触，饭菜都是选派的代表去食堂打来，在偌大的校园里，宿舍俨然是一间间封闭的监狱，正如校园一样，那里本来应该是群英聚集的地方，却因为疾病，因为对呼吸的阻挡，最终被隔绝，那里没有思想，更没有交流，有时，没有话语。
富有意味的是，我们会想到03年那场白色恐怖般的萨斯。疾病的猝然来临，使那些习惯平静生活的人们大惊失色，那些领导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采取了一贯的隐瞒不报的手法，企图蒙混过关，但病毒并不让步。当终于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成了英雄，因为他们道出了难得的真相。而那些官僚作风的瞒报官员们，在舆论和上级的调查中，丢掉了乌纱帽。病毒的传播使我们认清了许多事实，它一方面在阻止我们的呼吸，另一方面，却不经意间释放了我们难得的话语权，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像东德居民翻越柏林墙追求自由一样，总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肺部感染死亡的历史上，我们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名单里到处是思想的头脑，他们的呼吸因肺部感染而停止，可他们的思想却光耀万丈。他们的肺部因压抑而强健，也因肺部的躁动而衰亡，鲁迅就常常喊道——“艰于呼吸视听”。不管怎么说，他们懂得反抗，而不会被口罩封嘴。最后，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加缪在《鼠疫》里通过主人公表达的看法，这是我们最美好的希望：他（里厄）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当一个同情这些鼠疫患者的见证人，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