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三次看格非的《褐色鸟群》，一如他在《追忆乌攸先生》《迷舟》里惯有的风格，艰涩隐晦，玄奥深沉，当然还有那份独有的优美与典雅，都让我再次领略了先锋文学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惑、费思与震撼及魅力。几番重读，居然看不懂作者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讽刺，但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而言，这大约来得不算光彩和体面，虽则还不至于让人不能容忍——在此之前，当代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的短篇小说《水边的阿狄丽雅》同样让我追思不透，我仅把它归于学识上的不足，自己似乎心安理得，当然不存在所谓压力。先锋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排斥了一般读者，但却没有理由拒绝一个有强烈探索欲望的人。
中国先锋文学的兴起到发展，我认为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纵观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先后出现三次伟大的解放思潮。最早要追溯到晚清时期的维新派思想、文学家（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为开民智而掀起的文学改良运动，较之以往，“诗界革命”和白话谴责小说运动在内容形式上都有所突破，惜乎方兴未艾即遭停滞，未能走远。与这次温和的改良运动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则更具开放性、创造性，在形式内容上都更前卫、丰富，而民主科学的介入，又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思想呈现空前解放的态势。到了八十年代，基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文人思想也逐渐冰溶的缘故，许多压抑已久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一时期回归诗派、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三无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等相继涌现，先锋小说也应运而生，霎时间百花齐放，争相纷呈，新时期文学呈现出黄金时期。
而通过细心的观察，我们又不难发现，这三次文学思潮的产生必伴随着形式内容的变革。如果说白话谴责小说是对传统文言语言形式的弃绝，那“诗界革命”则是诗对新生内容的逐步涵括；如果说胡适的“活的文学”观念主张文学形式的创新，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则是内容的理性革新；如果说“伤痕文学”是对历史浩劫内容的揭示，那先锋小说则是把传统形式解构到了极致。
文学其实就是形式与内容的辨证统一体。黑格尔认为：“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把这话放之文学，其理亦然，简单一点的说法就是：文学形式是作品的体裁、结构和表现手段等等；内容则是作家按自己的立场、审美观从社会生活中选取材料后所提炼出来的。这个问题就好比，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同时具有艺术张力和思想高度。
而艺术张力是通过文学形式包括文学体裁、语言文字、表达技巧等来体现的。体裁的不同决定着文体形式的差异，比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都可能对创作者的初衷表达恰如其分。这自然要也要考虑创作者的擅长，要视发挥水平而定方能得心应手。
文字语言是区别是非文学的准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好的文章依赖于优美文辞的体现，毫无疑问，文采的高低影响着作品的艺术性。但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优美的文辞如果光是辞藻的堆砌，而没能表现出内容的深度高度，文采斐然也毫无意义。这二者应当做到相互促进互为配伍，好的文学作品在这些方面通常是处理得很好的，比如东汉的班彪在评论《史记》时就说：“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可见文质的消长、制约是一个创作的潜在规则。
表达技巧则主要是表达方式、行文结构和表现手法。表达方式比较简单，分记叙、说明、议论、抒情、描写，各因文体需要而进行合理分配。而行文结构和表达技巧，环扫海内外我则要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最大。二十世纪初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潜在和发展期，其时中国正处五四新文化文学革命时期，按理说受其影响较大才是，但相反，大多数中国作家选择了西方早期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除开少数的比如唯美派诗人徐自摩、闻一多，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等外，其实寥寥可数，但是这些在当时绝少看到的事实，晚起将近七十年的先锋文学却给我们带来了。
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以马原、格非、余华、残雪、孙甘露等为代表的一批先锋小说家，掀起了一场在叙事领域的形式革命。他们摈弃了传统宏大的叙事方法，转而采用间断式、曲线式、跳跃式的叙述，注重形式的革新，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的新奇，质疑和否定传统，重新探索小说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的命题，打破了约定俗成的创作结构规则。中国先锋文学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因此在表现手法上广泛运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注重对人物主观意识流动和内心世界变幻的描写，在它们的作品中，常常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恍惚迷离的梦境进行有机结合，兼之空缺、重复等叙事迷宫手法的使用，使得文章愈加神秘抽象虚实交错，让人困于理解，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先锋作家把文学形式发展到中国文学史上的空前高度，当然对形式过分的注重也无可避免地削平了部分作品的内容深度。可见形式的过分注重并非文学或艺术发展的生机所在，布拉格学派或演讲术的晚近诡辩学派便是最好的佐证。下面就谈谈文学作品的内容。
内容按具体则分为客观现实生活和主观思想情感。我们先说客观的现实生活——作家取材的对象。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姿，表象万千的，在取材方面，鲁迅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我却觉得取材应博择广选，不拘一格。随着文学的发展，取材光有严谨和深度是不够的，广度代表一种对现实困境的普遍关照，不容忽视。当然这并不代表要主张去写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情，而是能截取现实生活的普遍存在来开掘作品的深度，不应有所禁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选材领域应不拘囿于政治、社会、伦理、习俗等缘故，因为它们随时“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高行健语），文革十年文学就是最好的例子——文革这场浩劫所给人带来的精神扭曲和肉体创伤无可估量，甚至连文学也不得不纷纷变异为工具，而被殖民的文革十年文学，则无异于政治的留声机而已。
而关于不拘一格的取材，又历来是为礼教所制约的。张爱玲曾说：“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她认为，在“食”与“色”的双重禁锢下，人类从没跳过兽这个圈子。很悲哀的是，正因为受礼教制约，我们的很多作家在面对“性”时缄口不谈讳莫如深，或认为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