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时候媒体曾公布过的一份调查统计报告显示：现在的中国，利用空余时间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当中，也许书价奇高是一个原因，电视、互联网的冲击也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恐怕还不能排除这样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客观现实，那就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把时间、精力和心思全部用到想法子挣钱上去了。贫穷的人为了摆脱贫穷而挣钱，富了的人则为了更富而挣钱。在当今这个几乎被功利主义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的社会氛围里，抓紧时间挣钱显然比花费精力去读书要远远重要、实惠一千倍、一万倍。殊不知，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即便是在电视和网络信息技术日渐普及的今天，通过阅读书籍去细心的品味和把握仍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与价值。可是，偏偏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现在比过去大大的倒退了。

现在可供阅读的出版物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实在是多得不能再多了！要想证明这一点，没有必要做什么专门的调查统计，只需到每个城市国营的、个体的大大小小的书店、书市以及街头巷尾形形色色的书报亭去转一转，你便会情不自禁的为中国会有这么多的书报杂志而感到由衷的惊叹！令人费解的是，一边是出版物史无前例的多了，另一边呢读书的人却也史无前例的少了。与此相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好几十年里，中国凡是认识几个字的人几乎没有谁会不想方设法找书来读的，可当时的中国，出版物实在是少得可怜，以至于在七十年代有一位美国记者曾经用这样的文字描述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这一奇特现象：中国老百姓最最缺乏的商品不是别的，而是书籍。

根据本人的亲身经历，这话说得一点也不算夸张。

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咱中国能够读到的书很少，能够读到书的地方更少。新华书店是唯一能够买到书的地方，但这种书店一般只有县以上的城镇才有，而且多数情况是一个县城只有一家。图书馆的情况略有不同，所有大学及县以上城镇里的中小学基本上都设有自己的图书馆（室），但除了大学的图书馆藏书较多，还称得上是图书馆外，中小学里收藏的图书大都少得可怜。走出校门进到社会，则只有市一级城市和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一些的县城才见得到图书馆的身影。至于那个年代能够借到或买到的出版物，不用说也只能用为数甚少几个字来加以概括。文学类书籍相对要多一些，包括经过了严格审查筛选之后允许人们阅读的一部分中外名著——所谓“外”，其实主要是前苏联作家的作品占大多数，还有就是一些中国当代作家撰写的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目的的各种文艺作品。专业技术理论方面的书籍则少之甚少，因为在当时那种一切都讲“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里，这类书籍不仅没多少人愿看，当然也没多少人愿写。报章杂志的情况就更加凄惨了，人们经常见得到的报纸大致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以及每个省市自己出的一份党的机关报。杂志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大致有《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红旗》、《时事手册》、《中国青年》、《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和中央政府各大部委、各省一级党、团组织的机关刊物以及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作协、音协、美协等所谓群众团体出版的机关刊物。其中，唯有文联的情况似乎有点特殊，因为每个省的文联当时居然还能获准编辑出版一本自己的文学期刊，这对于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酷爱文学的人们来说，的的确确是做了一件难得的大好事。

跟现在琳琅满目、种类繁多、数量惊人、称之为“书之山”、“书之海”也一点不为过的情况相比，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们能够读的书报杂志确实是太少太少了。不仅数量少，而且几乎没有多大的挑选余地。因此，只要到了手里，不管爱与不爱，喜欢还是不喜欢，大多都会抓紧时间一口气把它尽快读完，以便早一点传给预约好了的下一个人。那个年头书价应该算是十分低廉的了，可当时人们的收入也是出奇的低，所以更多的人是通过借而不是通过买来满足自己的阅读需要的。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一座边远的山区小县城里度过的。我的家在城南，我就读的小学在城西偏北，每天上学放学都会路过位于县城中心的新华书店。好像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天放晚学以后，我大多数时间都会中途跑进这间书店里，专找那些已经能够读得懂了的少儿读物来看。当时看得较多的是一些所谓战斗英雄的故事以及各种中外民间故事和寓言、童话等。书店的面积很窄小，光线也很昏暗，似乎还有一个这样的规矩：看多长时间没关系，但只许站着看，蹲着则绝对不可以。尽管如此，我每次都会这样站着看上一两个小时，一直看到天快黑了，书店的工作人员催着要关门了才恋恋不舍的离开那里赶回家去。除此之外，在校内的课余时间，《小朋友》、《红领巾》、《儿童时代》等期刊和《中国少年报》等都是小学生们爱读爱看的课外读物。事实上，当时我和我的同龄人更喜欢看的是一种俗称“小人书”的连环画册。遗憾的是，书店把这种书都锁进了玻璃柜子里，不付钱是到不了你的手中的。记得当时的同伴中有一两个的家长是做小生意的，经济上稍微宽松一些，给他们的零用钱也多一些。吃零食之余，他们把剩下来的钱都拿去买了小人书。凭着这一点，他们便成为了当时几乎所有同龄人羡慕和亲近的对象，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能分享到他们家里收藏的那些堆积成摞的小人书罢了。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随家人搬到了长江边上的一座小有名气的中等城市居住。跟当时很多同类型的城市一样，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都分布着不少几乎清一色专门出租小人书的租书摊，。这种租书摊场地设备都十分简陋：利用自家楼下当街的一间小屋，或者在人流相对稠密的地段占据一小块空地，摆上几个书架和十个八个矮凳子就行了。租金相当便宜：一分钱看一本，但一般都只能就地阅读，不能带走。从那时起，这样的租书摊便取代以前的那间县城里的书店，成了我每天放学后最常光顾的去处。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我家当时非常贫穷。虽然贫穷，疼爱孩子的家长还是会每隔三两天便给我们一点为数不多，但足以传达父母之爱的零花钱。说是不多，因为常常就是几分钱而已。我得了这些钱，很少用来买零食，不用说，绝大多数都放进租书摊主的腰包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