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冬微弱的阳光从早已褪色的窗子穿进来，又是新的一天。在父亲的叫唤声中，我懒洋洋地掀开被子，一看手机，竟然十点了。我不得不承认，寒假是很容易让人变得颓废的。
菜还没有凉，父亲把它放在电饭锅里了，并插上了电源。然而我看到桌上只有一副碗筷。“你妈妈又去找人画符了。”父亲说罢，笑了，他知道我对这种事件不以为然。我并没有太多惊讶，母亲昨晚就对我说了。但我总禁不住在父亲面前发几句牢骚，作为一个天文爱好者，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神灵的存在，我只相信有根据的东西。父亲是一个和蔼的人，听到我的不满也笑着附和起来，实际上，他也不喜欢把事件变得复杂。
母亲没有吃早饭，她要去的地方离家里有十多公里，她得早些去，在这偏僻的地方，乘车并不是一件方便的事，还要先走两三公里的乡村小路。
我曾经开玩笑说母亲是信仰道教的，她虽不信鬼神，但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可以左右人的命运，相信符可以给人带来平安。其实我早已习惯了母亲这样的信仰，我曾经运用大量的天文学、生物学知识来跟母亲辩论，最后她无言可辩，可是仍然坚持她的想法。如今，我不再跟母说这些，有些事，是很难改变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脖子挂上母亲给我的护身符，体弱多病的我总是让母亲担心。小时候的我对医院并不陌生，因为各种小病大病，我常在医院住上一两天，甚至更久。而年幼的我曾一度徘徊在生死之间，一桶被我不小心打翻的热水，竟让我迷迷糊糊地住了几个月的医院，然后又在家里躺了很久才能行走。那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熬过来的，她几乎天天陪着我。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母亲四处找人帮我画符，一直到今天。
我见过那玩意，一张淡黄色的长方形薄纸，上面画了些奇怪的符号和文字。母亲把它折叠好，用一块红布包住，缝好，再穿上一根线，就是我常常挂在胸前的护身符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在意它，母亲让我戴，我就戴吧。但是当我发现周围的同学中只有我一个戴符的时候，我似乎感到有些另类。那时我正读小学，当时的《思想品德》教科书常常出现“破除封建迷信”之类的内容。我想，我戴的东西莫不是也属于“封建迷信”？冬天还好，因为穿很多衣服，别人看不出我戴什么，到了夏天，总有好奇的同学问我戴的是什么。我不想被别人认为我“迷信”，我不想别人知道我有个“迷信”的母亲，只好闭口不答。
我忘记了是否反抗议过，但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叛逆，让我把挂在胸前的东西统统都丢到一边去了。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自由的，母亲也没有叫我戴护身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上了高中，离家数百里之遥。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说，她找人画了一张符，已经从家里寄出了，叫我注意查收，还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带在身上。我很不情愿，于是那个护身符一直放在我的行李袋里，但我没有告诉母亲。
我依然时常奔走于学校和医院之间，母亲每次找电话来，总是问：眼睛的病好些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慢性疾病是很难治好的，我只是说，好些了。挂上电话，我想起了母亲给我的护身符，它还在我的行李袋里，它帮得了我吗？
我不得不说，护身符并没有为好带来好运。当我不忍心再拒绝母亲的心意，就把符夹进钱包里，因为钱包是每天都带在身上的，而符放在里面别人也不会知道，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有一次放暑假回家，我穿着校服，裤子的口袋很浅，不幸地我的钱包就放在里面。下了车，走出车站，突然发现裤袋空荡荡的，一摸才大吃一惊，钱包竟不翼而飞。我的一颗心砰砰跳得很厉害，钱包里有五百元现金，还有一张电话卡。焦急中我又回到那辆车上，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我突然想大哭一场，五百元是我两个月的伙食费了。我想到哥哥曾对我说，如果他丢了几百元，他也会伤心得哭的。
我不敢告诉母亲事实，母亲问我的符到哪里去了。我说放在钱包里跟钱包一起丢了，钱包里有几十元钱。母亲听罢，只是叫我以后小心谨慎一点，因为她认为护身符自然丢失是一件好事。似乎她觉得不好的运气会跟符一起丢了，然而在心里我只有苦笑。
母亲一直不知道我曾经丢了五百元钱，她仍然找人帮我画符，一年一次。我曾经被人骗过钱，尽管我的身上有护身符。母亲也知道，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护身符的力量。我突然明白，母亲想给我的只是平安，而不是好运，她只有一个很小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兄弟都平安。
我不再反对母亲为画符而奔走，如今我已是弱冠之年，带着母亲给的护身符，离家千里。在远离母亲的日子，我想，我是带着母亲的牵挂与祝福上路的。突然想到了满文军的那首《牵心》：沉默的唇有千万言，慈祥的叮咛千百遍，总在午夜梦回时响在我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