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已有了两个多月的心理准备，并提前了两天到医院办理好入院手续，可当护士早上进来通知我要入手术室时，我还是慌乱起来，急忙问：“不用等我老公吗？他正赶着过来，路上堵车。”
护士说：“不要紧，等你老公来了，我们会告诉他，让他在外面等你，他也进不了手术室。医生都准备好了。”
我没什么理由可再说了，只好躺上护士推来的床随她而去。
推床转上四楼，拐进了一个又一个门后，最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室里停下。
“来，我给你戴一顶帽子。”我一看，说话的是昨晚与我谈话的麻醉师。
戴好帽，我被他们挪到手术床。那一刻，我心里无限的空乏，仿似四周无边无际，就我一个人，将要面临一场茫茫然的、不知最终结果的战事。我的眼泪禁不住涌眶而出。
一护士马上拿来纸巾，边温和地给我吸去泪水，边像看穿我的心事似的说：“不用怕，我们好多人，都会在这里陪着你做完手术。”另一个又安慰我说：“你老公快到了，我们会有人告诉他，让他在门口等你。”
我凝咽不成声，只好点头示意。
麻醉师问我：“你小孩几岁啦？”我本想回答，可说不出一个字来。
齐教授、董主任也进来了。
齐教授理顺好我耳边的头发，轻拍着我的腿，慈祥地说：“别怕、别怕，每一个手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手术，我们会谨慎做好，你的手术会很快。”
在齐教授的协助下，麻醉师给我进行了精准的硬膜外麻。随着，手术便有条不紊地一步步开始了。
我的情绪平稳了许多，想：我一定得好好配合医生完成手术！
当然，无论怎样来说，挨刀子的过程都不好受的，只是我已少了一些惊惶，多了一份淡定而已。
我时而清醒，时而气竭昏沉，时间过得相当缓慢与细腻，好像在精化与扩大每一个细节。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朦朦胧胧中终于感觉到尾声了。经历一阵阵疼痛的扯拉后，我仿佛听到说：“好了，好了，手术做好了。”
“小林!手术完成得很好，我们要推你回病房了。”我迷糊中也分辨不出是哪位医生的声音。
“小林！你要应我们一声哦！”
“哦——”我尽力去回应。
“小林！回到病房了。”我又勉强地应了一下，感觉确实在病房里，多了几个护士在忙。不一会，我好像睡过去了。
当我恢复较好的精神时，已是第二天的早上。
齐教授带领着几位医生过来，他一见我就旁若无人乐呵呵地说：“嗯！！今天好多了。不像昨天，两个眼睛多了样东西——眼泪。”说完又呵呵地笑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齐教授满脸高兴地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我知道，齐教授在表扬我做手术时的表现呢。
我为什么舍近求远、舍大求小，甚至放弃了保险公司应有的理赔而选择了岭南医院呢？只为一个原因：这里的医生给到我亲切感与信任，让我感受到他们是切切实实地站在病者的立场为病者着想。
有的医院的医生主张我进行微创手术，但齐教授很肯定地说，在甲状腺这个部位做传统手术更合适。齐教授早就跟我说了手术的方案，他说会顺着我的颈纹处着手，这样愈合后就不会影响外观。
我入院的第一个晚上，齐教授进来病房对我说：“明早给你换个房，那里的床更利于术后的照料，原有的病人刚出院了。”他还亲自带我去看房间，笑呵呵地问：“怎么样？满意不？”我迫不及待地答：“当然好！又宽敞又明亮，还有绿植景致。”房费还一样呢。
我与齐教授、董主任、麻醉师等，都是素未谋面，可他们对我像对老朋友那样，无比的亲切、和善。我静卧在床上时，有时会想起他们的笑容，心里暖融融的，不适也减轻了许多。
我日渐好起来时，会到走廊走走。经过医护室，常见一些患者坐在那，或自行去拿点什么的，医生、护士各有各忙，也没嫌病人进来碍事，大家和谐地相处，像个家庭那般自然。
一次，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扶着老太太上来，说是找齐教授开药。几个在场的医生见到老太太可高兴了，热情地嘘寒问暖。后又来了一位长得又帅气又高大的医生，一见到老太太，他又是握手又是搂着老太太的肩膀，旋看了一圈，很开心地对老太太说：“你看现在多好啊！不用坐轮椅了。”
她们走的时候经过1号病房，那女人指着房间大声地问老太太：“你还记得这房间吗？你在这住了半年啊！”
我的室友，还在这做了三次不同病灶的手术。她谈起岭南医院、谈起医生，总是感慨良多，赞叹不绝。像我这样不是老深圳，对深圳还不很了解的，也是经朋友推荐过来。
医者父母心——这已很久没体会到的职业操守，会让人心暖感动的医德，我们在这里确确实实地感受到……
2012－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