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湮没的足迹
这样一部伟大的小说,作者竟会如此的模糊,我简直不敢相信。岂只不敢相信,甚至不敢想象。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中华文明,从未间断过地历史记录,厚厚地一大堆《二十五史》,关于他的记录却少得可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样一部伟大的小说,作者竟会如此的模糊,我简直不敢相信。岂只不敢相信,甚至不敢想象。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中华文明,从未间断过地历史记录,厚厚地一大堆《二十五史》,关于他的记录却少得可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的文采诗赋,绝不会输给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文学家;他的深刻思辨,也不亚于以往的任何一个哲学家;而他的远见卓识,恐怕也只有几个思想家曾经站在高处远远地窥略了几眼。
写到这里,一个名字自然地跃于我的笔端:曹雪芹。
一
康熙有一个乳母,姓孙,孙氏有一个儿子,叫曹寅,曹寅做康熙的侍读,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影响,这个孩子从小机敏,颇得康熙的赏识,他的父亲曹玺时任江宁织造,这个官虽然不大,但是皇帝的亲信,替皇帝窥察江南的人情世故,自然深得皇帝的器重,不久曹玺去世,曹寅补了他父亲的缺,继任江宁织造。
曹寅是康熙的侍读,又是他的乳母的儿子,康熙当然对他恩宠有加,康熙皇帝一生南巡过六次,竟有四次住在了他们家,这种殊荣,是一般的人不能相比的。按理说,沐浴皇恩,兢业勤谨,太太平平的过日子,人生的跌宕自然不会找到他们家,而他的儿子辈却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下错了注,那么命运可就由不得他了。
在这里,有必要把康熙晚年的继承问题简略的交代一下。康熙一生有二十几个儿子长大成人,不光子孙众多,而且个个水平都不差,没有真正的窝囊废,由于儿子们都不差,康熙晚年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就显得十分的踌躇,他早年立了太子,不久不得已又废了,废了又立,立了复废,因为儿子们都是英雄,就都对皇位产生了觊觎,而每一个儿子的水平都不差,那么斗争就异常的残酷,一时,大臣们竟慌了手脚,只能凭借自己的运气,胡乱的依附于不同的皇子,而曹寅的儿子辈,就依附在了皇二子的身边。
中国的封建时代,大臣依附皇子那是常有的事情,如果继任者大度,对以前依附于其它势力的大臣也不会有太大的苛责,有的皇帝甚至可以对这样的大臣大胆擢用,如春秋时期的管仲,唐朝的魏征。而偏偏此时的继任者又不那么大度,据传说,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又逼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既而一个又一个的屠杀自己的弟兄,而以前依附于其它势力的大臣们,他们的日子就好不到哪里去了。
从雍正元年开始,雍正帝就不停的苛责曹頫,又于是年抄了曹家世交李煦的家。对于雍正的苛责,曹頫起初还上表为自己开脱一下。可到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曹頫开始明白,作为文人的他想得是不是太天真了一点,皇帝要治你的罪还需要理由吗?以思想来辩驳思想,以理性来对抗理性,中国的社会哪有这样的好事。
雍正五年十二月,南京的天空飘了几场大雪,而这几场大雪一点也没有把不祥的气氛冲刷的干净一点。雍正下旨,命江南总督范时铎查抄曹家府邸。范时铎于雍正六年正月接到圣旨,按旨行事。关于这次查抄,史料上没有过多的记载,我想,在喜庆的气氛中,一大群的兵丁突然闯入府邸,全家妇孺躲闪不暇,胡乱冲撞。当然,全家的人也可能十分的镇静,因为皇帝早就想抄自己的家了,问题仅仅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我认真检阅了与这次查抄有关的史料,发现雍正治曹頫的罪,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亏空甚多”,一个是“行为不端”。先看前者,这是事实,但要想想,这些亏空那里去了?还不是迎接康熙南下而用了。况且,把大清国翻一个遍,真正没有亏空的大臣又能找得出几个来。关于第二点,那就更是荒唐,如何得行为不端,含混其词,毫无证据可言。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刑法中的最为尴尬的部分,这个社会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证据,一切司法的逻辑在政治逻辑的支配下变得荒诞不羁,政治要的是权力,在权力的支配下,往往没有公正可言。
二
曹寅有一个孙子,叫曹雪芹,按通行的说法,抄家的这一年他正好十二岁。
可以想见,一个富家公子,在抄家以前一定是饮甘餍肥,衣食无忧。然而不久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他只得和家人奉旨入京,还好有皇帝的“恩典”,在北京蒜市口外给了他家一块安息的地方。想想曹雪芹也真是不容易,刚刚享受了人家最为奢华的生活,马上又要来承受人生最大的苦痛,如此大的心理落差,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怎么承受得了。
父辈还在枷号之中,一家的生活马上窘迫起来,学是自然上不起的,况且上学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的实际的价值,按清朝的规制,父辈有罪者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四书五经对他自然用处不大,于是他就杂学旁收,看了不少在当时为人们所看不起的书籍。待到年长一点,为了生计问题,他不得不去右翼宗学做事。
曹雪芹风流倜傥,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右翼宗学里,自然地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化群体。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罹倒着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你看他傲视权贵,旁若无人,高谈阔论,周围的朋友没有不为他折服的。他是穷,但志坚;他是困,但品洁。在文化层次面前,从来没有区分过富贵与贫穷,而往往越是贫穷,文化也就越是迁就于他。于是,皇室子弟爱新觉罗•永忠在读罢《红楼梦》后感叹到:是不是曹雪芹太聪明了一点,老天才叫他贫穷一点呢?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其实,永忠把贫穷与艺术的关系搞颠倒了,不是艺术本身造就了贫穷,而是贫穷造就了艺术。但是,尽管右翼宗学薪俸很微薄,但不久连这一点微薄的收入也没有了,不知怎么回事,他在右翼宗学做不下去了,只能搬到了北京西郊地区。
我真不知道,中国社会为什么总是如此的作践一个稍有才能的文化人,整个社会的文化保护机制哪里去了?别说是文化保护机制了,就是最为微薄的生活来源也不给予,这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文化在中国这个最标榜文化的民族到底有多大的重量,经得起怎样的摧折。
令我欣慰的是:在一切文化保护机制全盘散架,一切社会对文化的关怀变得冰凉,又总有那么一批对文化充满热忱的人会站起来捍卫文化的尊严,保护文化人。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政府在文化保护上的努力是完全不够的,不但努力不够,有时还有意的去糟蹋文化与文化人,中国历史上那一次次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就不知道对文化造成了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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