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远离政治，但文学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治。
作家如果离政治太近，就影响了作品的质量，成了政治口号式的作品，过犹不及。明确地为某种阶级服务，可以成为作家，但不能成为大家，这样的作家就是因为离政治太近，斩断了他成为大家的道路。浩然就是，还有写了一些短篇名作的王愿坚先生。
真正的大家不是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的，他的眼界他的心胸在全人类，是大关怀大悲悯，比如川端康成，他强烈反对日本侵华战争，但是他的作品不是直露的，而是含蓄的，在他的中篇小说《湖》中就多次提到二战，虽然只是只言篇语，可是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更加地深沉有力，也暗合了恩格斯的话：作品的倾向要在作品中含蓄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作品恰恰也因此而具有了世界性。
在新中国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以为鲁迅先生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其实这是误读。鲁迅已经超越了阶级的局限，他批评政府、批判别人都是对事不对人，谁观点错误他就批判谁。所以有一个流行的传说，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问毛泽东，假如鲁迅先生活着，他会怎么样，毛主席说，他要么闭嘴。要么继续骂，进监狱。这才是真实的鲁迅。鲁迅活着不会不说话，也不会说假话，要说真话只有那两种结局。这也就能解释茅盾、巴金、沈从文解放后再无新作的原因，而郭沫若先生的反面例子就更加地明显了。当一个作家事先确定要为谁写作时，恰恰就扼杀了他的艺术创造灵感，他根本无法写作了。
丁玲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女作家，恰恰也是因为紧跟政治，几次被打到了政治地狱。周扬、胡乔木只是政治文人，准确地说算不上纯粹的作家，尤其是周扬在文革中对一些作家的迫害，已经连个好人都算不上了，就不再说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政治家也可以写作品，也能写出好作品，比如毛泽东、陈毅，那是把他的作品放在作家这个档次上评说的。比如邓小平打桥牌，他打桥牌同样遵守的是桥牌规矩，打赢打输都是同一标准。评论政治家的文章仍然是以他的文章优劣为唯一标准，如果达不到标准，就没有人把他算成作家。
话说回来，真正的好作品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或者说他的政治倾向就是全人类，正因为他的政治倾向是全人类，所以他们的作品就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时空界限，永远活在当下，活在全人类的心中。真正的好作品自然也不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无论是好人还是罪犯都能接受的。在这一点上说，好的文学作品与音乐美术一样都是能让人产生愉悦享受的。
国庆节时我看了一本《译林》，上面有几个国家的作品，表现的也都是暴力、行贿、权谋、情爱，几乎与咱们国家没有两样，我当时就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环球同此凉热”。我也在琢磨作家要写好作品，就要与政治拉开一些距离，也即要与生活拉开一些距离，这样才能更看清生活的本质，一个作家要成功，恰恰就需要这样的由紧贴生活（政治）、再与生活保持距离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就是要逐步做到不能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有什么样的恩怨就写什么的转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家作品中过多地反应饥饿，是因为那一代作家的饥饿感太强烈了，后来的伤痕文学、情感泛滥文学、性爱过多暴露的文学多多少少都反映出了那些作家自身的缺憾，就像模具自身有疤痕，制造出来的作品也无法避免疤痕一样。作家如果过多地依附政治，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在替某个阶级某个政党说话，那样他作品的艺术品味就要降落。就比如我来说，虽然我一直在努力描写真善美，鼓吹积极向上，很少有苦痛的喊叫，但是在写成的文章中仍然能看出我对金钱、权势、爱情以至于美女的向往，这种现象对一个人来说很正常，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不自觉不成熟的表现——还没有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