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时，有一句名言很是流行：“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当时对作家柳青的这句话并无多大的感受。后来上了高中分文理科时，虽然那种选择很是艰难，一个星期也没能确定下来，最后看着时间到了，听了老师的一句话，就选了个文科，事后想来，那也是得了改革放开总设计师的一线灵光而采取了一种无知主义，摸着看不到的石头，大胆地渡过了那条人生大河。摔死也罢，成功也算，对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来说，能预测到它的后果吗？
一年后，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看到汉语言文学这几个诱人闪闪的大字，便二话没说，选定了它。之后，便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从师专毕业，分配、上班，当上了这个老九，而且一当就是三十年。虽说中间，也曾想过尽一切办法，破釜沉舟脱离老九这一行业，却最后归于失败。不得已，游离开学校三年后，再次回到讲台，与粉笔屑为伴，虚度余生。这些年来，虽然教育形势较前大变，但即便是祖国年年有新气象，自己却总是在日日重复着这伟大而高尚的塑人灵魂的职业。有时，与同事聊起这一选择，总要来句：只因上一辈子杀了人，于是这一辈子教语文。后悔吗？真的后悔，十二分的后悔。虽然这世道，干什么也不容易。可是如果重新回到三十年前，即使再无能无力，一定得教这个臭书，也绝不教这个臭不可闻的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担当着祖国伟大复兴之重任的美丽如斯的语文。终身受苦受累不说，还不见什么成效，整天务空务虚的，大道理不断，臭架子不少，慢慢地还养成了一种所谓的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臭毛病，一遇什么国家大事，生活小节，不平了，便总要说几句牢骚，惹得众人没一个待见的。真的是上一辈子没干什么好事呀。
人生，高与低，贵和贱，尊与平，看来真的是就那么几步的，这几步走不好，或走错了，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你的一切便天地相差，且终不可更换，一直到老或下几辈子。如果自己当初高考第一年不走那个烂师专，或走了也不入教育这一行当，即使混得再差，也能与那些当年补习几年却只考了个地区小中专，现如今个个耀武扬威的同学们有一比的。
然而，生于这片土地，长于这片土地的一介卑微的生命，又能有几双慧眼，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即使你看得明白了，你有能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吗？明知一介老九，在这样的国度是永远也不会有半点出息的，明知道那个所谓的《教师法》是哄人的一堆狗屎，不会起半点作用的，明知道科教兴国是一句天大的美丽谎言，可是，面对调一个高中老师，必须由县常委会讨论通过这样一个天下绝无的强权政治，留给自己生存的空间还有多少？故而，半辈子老九下来，虽然没有饿死，却也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在一个正常的国度，如果一介公民，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劳动却永远也得不到相应的成果，那肯定不是这些公民不好，而是这个社会有病。所以，有一弟子，看到我出版了点东西，有了点小名气，就夸我说如何如何地爱着这块土地，深深眷恋着那个生我养我的家乡，我除了声长叹外，再无他言。
也许，像自己这样的平凡人草民，其生命的轨迹再如何，也是无关紧要的，或许还是自己不努力，才活得不不像人，鬼不是鬼的。那么，看看那些大的名人们吧，跨越了几个不同时代的他们，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好多高级知识分子在那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政治转型期，均面临着一场生死大抉择，是留还是走，这绝对不像今天在哪里睡觉，中午吃什么饭那般的简单。一方面，是政府派来的专机相接，一方面是领袖恳切的挽留，在这人生的重要关口，绝对能考验出一个人的政治见识与情感趋向的。经过艰难的选择，如胡适、钱复、李济等则选择了那个小小的岛屿，与那帮残兵败将一起，继续依靠、拥戴着自己原来的政府。而如老舍、傅雷、陈寅恪、吴宓、马寅初、马思聪等人，则怀着一种自信的心态留在大陆，期待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出现。多少年后，留下来的那些名人雅士，不是被欺凌致残，便是逃亡他国，让批斗劳改，受尽歧辱，轻者殃及子孙八代，重者赔上自家卿卿性命。至于他们的学术成就，更是不可一提。而逃到那边的则个个名气大增，成绩显赫，有的甚至贵为国宝。如那个曾在被大陆人批判成臭狗屎的梁实秋，1948年溜出北平，只身到了广州，当时，另一名士陈寅恪也同样跑到广州。半年后，梁去了香港，最后，丢下两个孩子，铁了心地去了台湾。仍然是教书，却写了大量可观的作品，《莎士比亚全集》也翻译完成。在海外华语世界，梁实秋先生成为大家公认的一代文化宗师之一，其好多作品被人们赞为经典。而留在大陆的陈的后半生，却活得可怜兮兮的，全然没有半点人样，最后在无尽的凄苦与哀叹中离逝。
还有那个著名作家萧乾，1949年，英国剑桥大学特派教授来香港劝说萧离开中国，并负责接他到剑桥大学教书，他犹豫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拒绝了对方的好意，服从某领导的安排，去了北京。不料，短短几年后，他便身陷革命潮流而不能洗清历史，被逼得到了绝路上，曾服药自杀。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平反后的他，回忆起这一痛心疾首，撕心裂肺的选择时，还一本正经地说出了“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从没有后悔过自己在生命那个大十字路口上所迈的方向。”看到这里，我连一点同情都没有了。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呀，除了能当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员外（萧虽不是党员，是依靠党而存活下来的民盟一大员），还配做什么呢？如果说，说这番话时，他还处于刚刚打倒那个祸国的什么帮，浩劫之余，心中还充满余悸的话，那么，到了晚年，想出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萧乾文集》想出版，却四处碰壁，泪下涟涟的时候，他还会说同样不后悔的话吗？难道这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有一点肯定的是，今日，海峡两地百姓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却有着天壤之别呀。
人，活着难，活活地寻死更难。国际著名人士萧乾连死都去做了，却一点也不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这样的话，信者又有几人？凡天下人均有四大不由已，生、死、父母与儿孙。在这里，我再加一项，生长的地点或说国度。当然，这仅对平民而言，权贵不在其例。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经历过几个不同时代的人，自然在会对各个时代作出对比评价的，是悔是恨也只有他们清楚。对此，我想到了百姓常说的那句大实话：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